问题——基层“三农”治理与生态保护进入新阶段，但仍有不少结构性难题。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压力依然存，秸秆处置不够精细，部分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需巩固提升；另一上，江河湖库生态修复成效明显，但禁渔后的渔业转型、执法力量下沉、栖息地保护与增殖放流等系统性任务仍然繁重。此外，农村老龄化加快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叠加，养老保障、照护服务、医养衔接等成为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 原因——上述问题既有历史积累，也与发展方式转型有关。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升级过程中，传统处置手段与现代治理理念仍需更好衔接；生态保护从“治标”走向“治本”，要求跨部门、跨流域、跨区域协同，单点发力难以形成长效。基层农业综合执法承担资源保护、生产安全、市场秩序等多重职责，任务持续增加，但部分地区队伍力量、装备保障、专业能力和协同机制上仍有短板。农村养老上，人口外流削弱了家庭照护功能，服务设施布局以及资金、人才供给不足，形成“需求上升、供给滞后”的矛盾。 影响——治理成效直接关系乡村全面振兴的质量与可持续性。秸秆处置和农村环境治理若缺乏科学引导，容易造成大气污染与资源浪费，也可能引发群众对政策执行的误解；水域生态保护一旦出现反弹，将影响渔业资源恢复与生物多样性提升，进而压缩沿岸地区的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空间；养老服务跟不上，会削弱农村居民获得感与安全感，并对基层社会治理带来长期压力。反过来，生态持续向好与公共服务改善，也会增强乡村吸引力，带动产业、人才、资本形成良性循环。 对策——以调研为依据、以制度为抓手、以基层为重点的建言路径正形成。会议期间，徐大建介绍其围绕“三农”议题提交提案的关注点：在秸秆处置上，主张从简单“一禁了之”转向分类利用与规范引导，通过完善收储运体系、推进还田利用、发展饲料化、基料化等方式，让处理更科学、更可持续；在产业发展上，他结合对县域特色产业的走访调研，强调因地制宜培育优势产业，把“小产业”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文章”；在水域生态上，他长期关注设施渔业发展、十年禁渔成果巩固、水生生物保护等，建议以更精细的执法监管与生态修复共同推进，同时完善基层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培训、装备与联动机制，提升执法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一线的长期观察往往更贴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徐大建表示，自己长期从事农业执法工作，履职重点始终围绕田间地头、江河湖海，力求让建议既有方向，也更可操作、可评估。相应机构对部分建议的吸纳与转化，表明了政策制定对基层经验的重视，也为后续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以问题为导向细化规则，以数据与调研支撑政策调整，以多方协同提升执行效能。 前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工作将更强调“绿色底色”和“民生温度”的协同。湘江水质改善、生物多样性提升、珍稀物种再现等积极信号表明，以禁渔、保护修复为核心的治理正在释放综合效益，但仍需保持政策定力，推动治理从阶段性成果走向制度化、常态化。面向未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织密服务网络，促进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相互促进，将成为提升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向。来自基层的持续建言，也有望推动政策更加精准、更务实。
徐大建的履职故事启示我们，政协委员的职责不仅在于提出建议，更在于推动建议落地见效。他以基层执法工作者的身份，35年坚守一线，为农业发展、生态保护、农民福祉持续贡献力量。这种把职业经历与委员履职贯通、把一线观察与宏观思考衔接的方式，说明了人民政协制度的生命力。推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更多像徐大建这样的基层工作者，用实践经验为决策提供支撑，用真情实感回应农民关切，让政协制度优势在服务“三农”工作中更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