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安宁疗护长期游离于主流医疗体系之外 我国老龄化持续加速的背景下，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在生命终末期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医疗过程；然而，以舒缓治疗、疼痛管理和心理支持为核心的安宁疗护，至今仍未在医疗资源配置中获得相匹配的位置。床位紧张、专业人才不足、服务体系不完善，是当前安宁疗护领域的常见现实。 这个局面并非单纯源于社会认知不足，而是多重制度因素叠加的结果。表面上看，安宁疗护像是一门“各方都不愿做的亏本生意”，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种结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存在偏差的成本核算方式之上。 二、原因：多重结构性障碍叠加形成制度壁垒 从医疗机构角度看，收治终末期患者往往意味着床位长期占用、护理投入持续增加，但这些付出难以在治愈率、床位周转率等核心绩效指标中体现。在现行考核机制下，安宁疗护容易被视为“高消耗、低产出”，机构缺少主动开展有关服务的动力。 从医保支付体系看，疼痛控制、心理疏导、舒适护理等核心服务，难以对应以诊疗项目为单位的付费逻辑。支付体系以“治愈”为主线，而“帮助患者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阶段”的目标，在现有报销框架中缺少明确的制度入口。 从家庭层面看，在传统孝道观念影响下，选择安宁疗护常被误解为“放弃救治”。家属不仅要承担费用，还可能面对亲属和舆论的道德压力。情感负担与经济支出叠加，使不少家庭在理性判断与文化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从政策制定层面看，安宁疗护的投入产出难以在短期内量化呈现。它不直接降低发病率，也难以提升治愈率，更不易在常规健康绩效指标中形成可见成果。“死亡质量”这一维度，长期未被纳入地方治理与绩效评估的重点范围。 三、影响：被转移的成本从未真正消失 但所谓“不划算”的判断，忽略了一个事实：成本不会因为不入账而消失，只会以不同形式转移到其他主体。 当医疗机构不愿收治终末期患者时，患者往往辗转进入重症监护等高成本科室，以数倍甚至十倍于安宁疗护的资源消耗，维持医学上已难有实质获益的生命体征。这些支出在账面上属于“积极治疗”，资源错配因而不易被识别，但医保基金的消耗却在持续累积。 当医保体系不为相关服务付费时，费用并未消失，而是转为家庭自费，或以无偿照护劳动的方式出现。这往往意味着家庭成员被迫中断工作、长期透支身心健康，社会参与能力下降。相关损失不会出现在医疗支出统计中，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代价与人力资本损耗。 当家庭被迫选择“积极救治”时，付出的不仅是医疗账单，更包括照护者数月乃至数年的精力消耗，以及无效抢救过程中累积的心理创伤。这些创伤在患者离世后仍可能长期影响家属，形成难以量化却真实存在的社会心理负担。 四、对策：推动制度性重构，将隐性成本纳入政策视野 破解安宁疗护发展困局，需要制度层面的系统调整，而不是停留在道德倡议上。 在支付机制上，应加快医保支付体系的适配改革，探索覆盖舒缓治疗、心理支持、居家照护等核心内容的专项付费机制，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减少患者与家庭的直接负担。 绩效评估上，应将“死亡质量”纳入医疗机构综合评价，引导机构从单一治愈导向转向全程照护导向，建立对终末期照护服务的正向激励，减少机构开展安宁疗护的制度性阻力。 政策导向上，应把安宁疗护纳入积极应对老龄化政策框架，推动地方政府将终末期医疗服务质量纳入民生指标体系，形成可持续的政策推动机制。 社会认知上，应加强公众教育与沟通，推动形成对终末期照护的理性理解，降低家庭选择安宁疗护时承受的文化压力与道德负担。 五、前景：正视死亡质量，是医疗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国际经验看，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安宁疗护体系建设上积累了较成熟的做法，其共同方向是：将终末期照护纳入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议程，用制度保障分担家庭压力。 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生命终末期照护需求人群规模庞大。在这一背景下，安宁疗护不仅关乎个体生命尊严，也关系到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与社会福祉的长期提升。
安宁疗护之所以长期“算不赢短账”，并非价值不足，而是制度激励与社会认知尚未匹配。当视角从单个账单转向全社会成本，从“能否治愈”扩展到“如何更有质量地告别”，就会发现：对生命末期的温和与专业，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公共服务应有的一部分。推动安宁疗护体系化发展，考验治理的精细程度，也体现社会面对生命终点时的文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