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南向举师”之争，实为政治名分与战略风险的较量。 据史料记载，袁绍在北方坐拥重兵、声势渐盛之际，内部就是否立即南下与曹操作战出现分歧。沮授认为，平乱诛暴才称得上“义兵”，倚仗兵多势强则容易变成“骄兵”，主张用兵不仅要看兵力，更要审视名分与时势。他指出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若贸然南下，恐在“义”上难以立足。同时他提醒，曹操已建立较严密的法令体系，军队训练有素，并非此前袁绍击败的公孙瓒那类对手；若放弃稳妥方略而急于兴兵，风险极高。 与之相对，郭图、审配主张抓住袁绍强盛、将士求战的窗口期，认为武王伐纣并非不义，讨伐曹操也可自立名号；并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的教训强调机遇稍纵即逝。最终，袁绍更倾向采纳主战意见。
一千八百年前的这场战略辩论，至今仍提出一个常新的问题：当短期收益与长期价值冲突时，领导者如何在实力与道义、机遇与风险之间作出取舍？沮授的警示不仅为官渡之战的走向埋下伏笔，也为观察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参照；在当代国际格局演变中，对“正当性”“可持续性”与“实力评估”的综合权衡，依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