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提升关键领域自主能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紧迫任务。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骨干，中央企业如何稳增长、促创新、强链补链中起到更大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原因——从外部看，不确定性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提速；从内部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中央企业产业基础扎实、工程组织能力强、应用场景丰富，在能源、装备制造、信息通信、交通运输等领域掌握关键资源与平台，具备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带动产业生态升级的条件。披露数据显示，近三年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达7.4万亿元，占总投资的42%，投资结构正加快向创新驱动和高端化调整；去年有关营收达12.3万亿元，并形成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说明投资正在更快转化为现实产出和竞争力。 影响——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具韧性的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强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资、形成新供给并带动新需求，拉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发展和就业。二是促进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联动升级。以新能源为例，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绿色电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为算力基础设施、先进制造等高耗能但高附加值产业提供支撑。三是增强产业链安全和技术迭代能力。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竞争激烈领域，央企加大布局，有利于在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关键软件与系统集成等环节夯实能力。四是推动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工程化。量子信息、核聚变、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央企在大型工程组织、验证平台建设和标准体系完善上具备优势，有望帮助关键技术跨越“死亡之谷”。 对策——围绕下一步部署，相关负责人提出从“领跑、赶超、培育”三方面持续加力，反映了分类推进、梯次发力的思路。 “领跑”上，重点聚焦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已具备优势的领域，强化规模化应用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持续提高绿色能源供给水平，优化电源结构与电网调节能力，深入巩固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优势，把优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 在“赶超”上，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赛道，通过技术攻关、产品升级和品牌建设提升市场份额与产业影响力。数据显示，近三年三家汽车央企产量和收入实现倍增，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提升至16.5%，反映出央企整车研发、供应链整合和制造体系升级上的动能增强。下一阶段仍需智能化与电动化平台、关键芯片与操作系统、动力电池及回收利用各上补短板、强优势。 “培育”上，面向量子信息、核聚变、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加快建设试验验证平台和场景示范，探索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并完善产业标准。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综合业态，对飞行器研发、空域管理、通信导航、运行安全和运营服务提出系统性要求。央企大型装备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标准上的能力，有助于推动产业从概念走向落地、从试点走向规模化。 同时，央企将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民营企业等主体协同，推进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带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分工配套、共同成长。面对更复杂的技术体系和更快的市场节奏，开放协同有助于提升研发效率、降低创新成本、加快成果转化，进一步形成更有活力的创新网络与产业生态。 前景——综合来看，随着重大科技任务推进、产业政策协同发力和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央企能源转型、高端制造、数字基础设施和前沿技术验证等上作用将更为突出。下一步关键在于：一是提高投资精准度和回报质量，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完善与民营企业、地方企业的协同机制，形成更高效率的创新网络；四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与新产业相匹配的治理结构、人才体系与激励约束机制。
从三年7.4万亿元投资到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形成，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已显现成效；这不仅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也为应对国际竞争、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夯实了基础。面向未来，随着领跑产业巩固优势、赶超产业加速突破、培育产业持续涌现，以及产业链协同机制完善，中央企业有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更关键的引领作用，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