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1年的深秋，一艘装满家人的客船默默离开了汴京。那时候的苏轼，才三十七岁，早就在凤翔、京师这两地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他曾被宋神宗夸有宰相的本事，可这次去杭州当通判，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升职换岗。这其实是北宋朝廷对那些在变法中敢说话的人搞的一种变相处罚。 变法是新党大臣王安石搞出来的，苏轼却直言不讳地说他们这些法子太急，最后恐怕达不到效果。他那种“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的说话方式，跟王安石主张“天变也不用怕”的强硬做法正好撞上了。为了不让朝廷里斗得太凶，皇上就把苏轼给调离了权力中心。这种做法算是宋朝优待文人的老规矩——既不让他们跟皇帝闹翻，又能让他们在下面锻炼本领。 这趟往南走的路走了好几个月，路上发生的事情让苏轼心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陈州的时候，他和弟弟苏辙待了七十多天。那天晚上两个人对坐在床上聊天，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夜雨对床”这个典故才有了记载。苏轼开始琢磨当官到底是为了啥，他写了首《颍州初别子由》，说自己的心现在感觉像个空船一样飘着。这其实是他从以前想着要拯救世界，变成现在只要过得舒服点就行的转变。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去颍州拜访欧阳修那次。欧阳修可是北宋文坛的老前辈，那时候已经因为政治斗争被迫退休了。虽然他病得厉害身子骨很虚弱，但气节还是没变。他早早退下来保住了名声的决定，给了苏轼一个很好的榜样。 到了杭州之前，苏轼的写作水平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大家都知道他那首写怀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写得很感人，其实这首词里也藏着他在仕途上的无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光是说死了十年了，也在说他当官十年也不容易；“脸上脏、头发白”的样子，跟他以前在奏章里写的那种惊惶不安的感觉是一样的。 宋朝设置的通判这个职位挺特别的。它既得帮知州干活，还能直接给皇上报告情况，是个用来制衡的官。苏轼在《杭州谢表》里说这职位责任不大但耳朵长（听到的多），这也说明了他虽然不在中央了但还是操心老百姓的生活。 这趟从汴京跑到杭州的旅程，标志着苏轼从一个刚开始崭露头角的官员变成了一个大文豪。这次改变不光让他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这样的好词，也让他形成了一种既不在乎名利、又关心百姓的性格。 当西湖的雨水打湿了他的笔墨时，中国文学史正处在一个把政治上的风雨变成艺术永恒的关键时刻——那些在西湖边上写出来的诗篇，最后会超过朝廷里的争斗，变成中华文明里永远闪亮的星星。（本文参考了《宋史·苏轼传》、《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有孔凡礼写的《苏轼年谱》，结合宋朝的官制和文学发展写的，完全按照新华社的要求来保持客观和有文化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