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国学研究如何现代知识体系中保持生命力，已成为学界与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国学热”不断升温，但在一些实践中，国学被简化为背诵典籍、堆砌术语，或被局限在“经史子集”的狭小范围内，难以回应现实社会的复杂议题。一旦国学只剩文献陈列与学位生产，其公共解释力、现实参与度与国际传播力都会减弱。 原因——回看学术史，近代以来国学之所以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传统，关键在于“以现代问题意识重整传统资源”。章太炎提出经史不神话、典籍不宗教、史学不传奇，主张通过辨伪、小学、地理、人情等路径夯实可靠的知识基础；胡适以“国故”概念提示学界把中国过去文化放入可检验、可讨论的学术框架。梁启超强调学术独立，认为独立国家必须具备独立学问；陈寅恪则在更长时段的中外思想互动中，提出吸收外来学说而不失民族立场的研究原则。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一点：国学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对传统进行“重新定位”，使之进入现代学术规范与公共讨论空间。反观当下，一些研究出现窄化倾向：既受评价体系偏重论文数量、项目指标的压力影响，也受学科壁垒限制，跨学科训练不足，导致方法更新缓慢、议题设置与现实需求脱节。 影响——国学研究若停留在“材料增量”而缺少“问题增量”，不仅难以形成解释当代中国经验的框架，也不利于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对内而言，传统思想资源难以有效参与城市治理、基层协商、社会伦理、教育实践等公共议题，公众容易把国学误解为“古书之学”“怀旧之学”；对外而言，若缺乏能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对话的概念与方法，传统文化阐释可能停留在符号展示层面，难以转化为可交流、可比较、可传播的知识成果。 对策——多位学者建议以“现代中国人之学”为目标，推动国学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问题中心”，从“单一技艺”走向“综合方法”。一是守住学术规范，继续夯实版本、训诂、目录等基本功，确保研究建立在可靠材料与严密论证之上；二是加强跨学科训练，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等基础上，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统计与数据分析等方法，形成可检验的解释模型；三是以现实议题牵引选题，把礼法传统与现代治理相衔接，把经典中的伦理讨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相对接，把中国历史经验与全球性议题相结合，推动传统资源转化为可操作的公共知识；四是完善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减少“唯论文、唯课题”的单一导向，鼓励长期积累、原创阐释与跨界合作，形成既重基础也重创新的学术生态。 前景——在开放条件下重塑国学，并非削弱传统，而是让传统进入更广阔的知识网络。随着数字化文献整理、数字人文工具、跨语种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完善，国学研究在材料处理与跨时空比较上拥有更好条件；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为传统思想资源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面向未来，国学需要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找到位置：既能从经典中提炼价值观念与制度智慧，也能以现代学术语言参与国际讨论；既坚持文化主体性，也以开放姿态吸收人类知识成果。只有当古典智慧在公共治理、教育体系、科技伦理与国际传播中持续被检验、被更新、被解释，国学才能以“活的学术”形态不断生长。
国学的现代价值，不在于把传统封存为不可触碰的符号，而在于以严谨的学术方法激活传统资源，让其进入当代生活、回应现实难题、参与世界对话；守住根脉而不拒绝新知，立足中国而能与世界互鉴，才能让古典智慧在开放时代持续生长，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互学的持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