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时候，伊朗苏莱曼尼将军和几个副手一起被定点清除了。哈梅内伊跟其他一些核心人物在2022年的那次会议上，也同样遭遇了“团灭”。其实这种现象在伊朗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们通常会觉得是内奸的问题，但其实事情远没这么简单。让咱们把时间倒回2022年，以色列摩萨德干了件大事。他们利用供应链渗透，在伊朗的寻呼机里装了微型炸药，这些寻呼机收到信号后就会爆炸。这次袭击把伊朗的石油系统和急救系统搞得一团糟，最重要的是，高层们对现代化的电子通讯工具彻底失去了信任。 从那以后，伊朗核心军政高层的通讯方式降级了。智能手机、加密邮件还有卫星电话都成了潜在的风险，他们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通过人力传递纸质文件，偶尔用有线电话，而且还得经常开实体会议。摩萨德的这一招让伊朗的决策通讯回到了20世纪。这种“通讯降级”让关键决策者必须频繁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就给对手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再说回伊朗的权力结构。伊朗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策需要多方高层当面商量才行。因为不信任电子通讯，他们只能依赖人力传递纸质文件和面对面开会。可是在现代侦察手段面前，绝对安全的空间已经很难找了。敌人可以通过监控电力消耗、车队移动模式等信息来锁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信任电子通讯导致必须面对面开会；频繁集中的物理暴露给了对手定点清除的机会；遭遇打击后进一步加强安保措施；这个循环就这么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说伊朗领导人屡次被“团灭”，表面上是安保漏洞问题，其实是一场不对等情报战的残酷体现。对手可以用先进的网络武器逼你回到过去，再用太空和信号侦察手段监控你这个“过去”。而另一方因为权力结构和文化惯性难以改变这种高风险的行为模式。除非伊朗能建立一套完全独立且被顶层绝对信任的内部通讯系统或者彻底分散决策权力、改变集中议事的传统，否则这种巨大风险就会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