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粮食作物田间杂草防控面临新形势；随着轻简化栽培方式推广，田间管理环节减少，杂草与作物竞争窗口提前；联合收割机等农机跨区作业常态化，加快杂草种源远距离传播；部分地区长期依赖少数除草剂或单一作用机理药剂，稗草、马唐、反枝苋等杂草抗药性风险上升，叠加气候条件波动与耕作制度调整，杂草群落结构更趋复杂。杂草问题由“可控”向“多发、难控”演变，对粮食稳产增产和农药减量增效形成双重压力。 从原因看，一是种源输入渠道增多。农机具携带、种子夹带、沟渠田埂二次扩散等环节管理不到位，使得恶性杂草和抗药性种群更易“扩散落地”。二是防控节奏滞后。一些地方“见草打药”的习惯仍较普遍，忽视土壤封闭、苗前治理等关键窗口，错过杂草幼苗期，导致用药量加大、成本上升，防效却不稳定。三是用药结构不合理。药剂长期单一化、同类轮换不足，混配缺乏机理分组指导，既加速抗药性形成，也增加药害与残留风险。四是田间综合措施偏弱。深翻平整、轮作换茬、田边清除等基础性措施未形成闭环，杂草种子库难以持续下降。 杂草失控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杂草与作物争肥争水争光，直接拉低产量与品质；抗药性上升会推高防控成本，增加农户用药频次与风险；不规范施药还可能引发飘移药害、残留药害，影响后茬作物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对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而言，杂草防控已成为必须补齐的田间管理短板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方案明确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基本方针，以大面积单产提升与杂草可持续治理为目标，突出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和恶性杂草治理，强调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技术路径上，着力示范推广“三个一”控草技术，即一批农业生态控草技术、一批高效低毒低风险药剂品种、一批杂草综合治理模式，推动形成“农业措施打基础、化学防治控关键、生态物理补短板”的系统方案，提出防效达到90%以上、危害损失控制5%以下并延缓抗药性发展的量化目标。 在策略层面，方案提出三条原则，突出可操作性。 一是坚持综合治理。通过轮作换茬、合理密植、种子净选等农业措施，深翻、耘耥、覆盖等物理措施，田边清除、水层调控、稻田养殖等生态措施，与“封闭+茎叶”的化学措施相衔接，持续消减田间杂草种子库，降低发生基数，减少单一药剂依赖。 二是坚持治早治小。强调依据栽培方式、土壤墒情和药剂特性，优先开展土壤封闭处理，在杂草幼苗关键期实施茎叶喷雾，提高一次防效、减少补治次数。对耐除草剂玉米等特定栽培类型，要求在杂草出齐后、玉米6叶期前，使用已在相应转化体上登记的药剂，兼顾防效与用药安全边界。 三是坚持科学增效。明确要选用高效安全药剂与增效助剂，在作用机理分组指导下开展科学混用、轮换使用，做到对靶选药、精准施药，严禁违规用药、超量用药，防范飘移与残留风险，提升用药质量与效益。 在作物分区施策上，方案对水稻田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理框架。我国稻田杂草常年发生面积大，区域差异明显：东北稻区以稗草及部分阔叶杂草、莎草科杂草为重点；长江中下游及华南稻区除稗草外，还需关注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以及水苋菜、鸭舌草等阔叶杂草，同时兼顾莎草科杂草治理。方案强调稻田非化学控草要先行，包括从源头精选种子，利用机械过筛、风力分选等方式减少杂草种子夹带；通过深翻平整、科学管水管肥、壮苗促长提升水稻竞争力；对早腾茬地块推进“诱萌除草+机械灭茬”压低种子库；加强田埂沟渠清洁与残株清理，切断二次来源；合理轮作换茬，削弱优势杂草持续发生的基础。同时，倡导稻鸭共作、稻鱼（虾蟹）共生等模式，利用生物取食作用减少杂草发生；在进水口设置拦截设施、捞取漂浮种子，并对跨区作业机械进行清洁，降低外来种源输入。 从前瞻性判断看，随着粮食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绿色化方向加快推进，杂草防控将从“单点施药”加快转向“全程管理”。未来一段时期，抗药性治理将成为提升防效稳定性与降低用药风险的关键抓手；按作物、按区域、按草相实施精准方案，将推动除草剂使用由“数量控制”向“质量提升”转变。另外，农业生态控草、机械物理措施与化学防治深度融合，有望更释放减药增效空间，为稳产保供与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更坚实支撑。
杂草治理事关粮食安全大局。面对种源扩散和抗药性压力，只有落实综合防控理念，做到早防早治、科学用药，才能以更低成本保障稳产，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