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江豚是我国唯一的淡水鲸豚类动物，其生存状况被视为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过去几十年，受过度捕捞、航运干扰和水污染等因素影响，江豚数量一度降至千头以下。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21年起实施的十年禁渔政策，成为扭转生态下滑的重要措施。专家认为，禁渔成效逐步显现，关键在于治理更加系统。沿江省份集中清理非法捕捞设施，建立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同时，通过迁地保护、人工繁育等方式加强物种保育。安徽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观测显示，江豚活动范围扩大，群体活动更为频繁。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也显示，鱼类资源量较禁渔前增长近三成，“小鱼当家”现象有所缓解。 此变化对长江全流域生态链带来连锁影响。大型肉食性鱼类种群恢复，有助于调节食物网结构；底栖生物多样性提升，则增强水体自净能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由‘较差’升至‘一般’，预计2030年前可达到‘良好’等级。” 尽管阶段性成果明显，压力仍在。部分支流水污染治理尚未达标，航运航道与栖息地重叠的问题仍需破解。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推进立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并试点“智慧巡护”系统提升监管效率。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强调：“保护成果要转化为长效机制，探索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前瞻判断认为，随着《长江保护法》配套措施落地及碳中和目标推进，长江有望在2030年前形成更稳定的生物群落结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驻华代表指出：“中国在大型河流生态修复领域提供了重要范式。”
江豚回归与鱼类资源恢复，为长江重现生机写下了清晰注脚，也反映了制度治理在生态保护中的现实成效。生态修复不可能一蹴而就，越是出现积极变化，越要保持耐心和定力：巩固禁渔成果，补齐治理短板，完善协同机制，让长江的“水清、鱼跃、豚欢”从阶段性改善走向可持续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