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家庭矛盾纠纷点多面广，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也影响基层治理成效。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的婚姻家庭矛盾、赡养责任争议、家庭教育分歧以及家暴等隐性问题，呈现“琐碎、反复、易激化”的特点。处置不当，轻则家庭关系破裂、未成年人身心受损，重则引发治安事件，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风险点。 原因——矛盾之所以易发多发，既有家庭内部沟通不畅、观念差异长期累积等现实因素，也与法律认知不足、权利义务边界不清密切涉及的。以婆媳纠纷为例，育儿理念、家务分工、经济支配等往往交织一起，情绪化表达替代理性沟通，容易把日常摩擦放大为家庭对立；赡养纠纷则常见于子女对赡养义务的法律责任认识不足，加之经济压力、分工不均等问题叠加，导致相互推诿；家暴等问题隐蔽性强，受害者取证意识不足、维权路径不清，也增加了干预难度。 影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事纠纷看似私域问题，实则关系乡村稳定与公共治理水平。家庭矛盾长期发酵，会影响未成年人性格成长与学习生活，诱发邻里冲突，甚至演变为信访矛盾；老年人赡养缺位则可能带来照护与医疗负担外溢，给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压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把家庭矛盾化解作为源头治理的重要抓手，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 对策——针对上述难点，青川镇人大主席团立足法定职责，发挥人大代表扎根基层、联系群众的优势，探索以“源头预防、多元化解、精准宣传、长效保障”为重点的工作路径，将纠纷化解与精准普法同步推进，让群众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强法治意识。 一是前移关口，依托走访摸排及时发现隐患。今年2月，镇人大代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村民王某与婆婆长期因育儿观念、家务分担、消费支出等问题产生矛盾，夫妻关系受影响，孩子也出现内向倾向。镇里随即建立“人大代表—妇联—网格员”三级调解力量，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交叉核实，梳理矛盾焦点：一方强调陪伴孩子与家庭责任，另一方希望尊重其育儿方式并合理分担家务。调解过程中，代表们结合相关法律条款厘清权利义务边界，通过情绪疏导与沟通引导修复关系，同时融入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内容，普及科学育儿理念；妇联干部从家庭教育与传统美德等角度耐心劝导。持续跟进约一个月后，家庭分工逐步明确，沟通方式改善，家庭氛围趋于和谐。 二是联动处置，对赡养等纠纷“讲法也讲理”。今年1月，青川镇人大代表在联络站接访时了解到独居老人艾某的赡养难题：老人年近八旬、体弱多病，三个子女以经济困难、分工不均为由相互推诿。人大代表随即联合综治、司法及村干部开展调解，分次与子女面对面沟通。一上宣讲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关于赡养义务的明确规定，强调赡养责任不可推卸；另一方面引导子女换位思考，细化赡养费支付、医疗费用分担、轮流照料等事项，并建立监督机制，由代表与村委会跟踪执行。经多轮沟通，子女达成一致，老人照护逐步落实，家庭关系得到修复。 三是精准普法，以“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提升治理效能。针对家暴等高风险纠纷，代表们组织“巾帼普法宣讲团”，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用通俗语言讲清家暴认定、证据留存、救助与维权途径等要点，提升农村妇女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围绕财产分割、婚姻家庭权益、婆媳相处等高频问题，镇里制作“以案说法”课件，结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开展案例宣讲，让群众在具体情境中明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遇到问题找谁”。 前景——从实践看，把矛盾化解机制嵌入代表履职、把普法宣传融入群众生活，有助于实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稳定一方”。下一步，青川镇将持续用好代表联络站阵地，完善部门协同与网格化服务，强化对重点家庭、重点人群的动态摸排与回访，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转变。同时，更提升基层调解队伍的专业能力，探索将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纳入综合治理链条，为乡村振兴营造更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家事无小事，家和则百业兴。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把矛盾化解抓在前端，是基层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的关键一步。让群众在一桩桩家务事中学会用法律定分止争、用规则守护亲情，才能不断夯实社会稳定基础，为乡村振兴注入更持久、更可靠的和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