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县域与城市如何扩张与协同中重构发展空间 江苏是我国县域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县域治理与城市发展的空间边界持续变化：一上，县域需要更高层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更灵活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人口与产业向都市圈集聚，也要求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大范围内统筹。如何通过区划与体制机制优化，实现“强县”与“强市”、县域与都市圈的协同，成为江苏长期面对的治理课题。 原因：多轮区划调整背后发展逻辑与制度供给 回顾历程，江苏县域版图的演变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撤县建市。随着县域工业化起步、交通条件改善和市场活力释放，一批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规模较大、区位条件突出的县陆续改设为县级市。县级市在规划建设、项目落地各上获得更强的统筹权限，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和要素集聚的重要平台，更贴合当时“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需求。 第二阶段以1996年泰州、宿迁设立地级市为标志。地级市设立后，原先部分由省直接管理或跨区域管理的县级市、县（市）纳入新的城市管理体系，带动苏中、苏北更明确的区域中心牵引下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这个阶段的核心在于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优化省域空间结构，提升对外承接和对内辐射能力。 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退市设区”节奏加快。随着大城市能级提升、都市圈分工深化，一些县级市或县域地区改设为市辖区，更深度纳入中心城市的统一规划、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这类调整意在缓解“城强县弱、城郊分割”等治理难题，通过更一体化的机制统筹土地、交通、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提高治理效率与发展质量。 影响：政策红利与要素集聚叠加，塑造江苏城市与产业新格局 区划调整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也带来正反两面效应。 从增长动力看，撤县建市在较长时期内释放了县域发展潜力。县级市在项目审批、投融资协调、城建管理等上形成更顺畅的推进链条，叠加产业基础与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江苏县域经济整体提速，并全国形成较有辨识度的“强县带动”现象。 从空间结构看，设立地级市与退市设区使城市体系层级更清晰。一上，苏南以更高强度的一体化支撑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苏中、苏北新的区域中心带动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短板，城市群内部联动更紧密。 从治理效能看，市辖区增多有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降低跨界协调成本；但也对财政体制、基层治理和国土空间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在集约治理与基层活力之间把握平衡。 对策：由“区划调整驱动”转向“制度与产业驱动”的综合发力 当前江苏13个设区市下辖市辖区、县级市与县并存，县域数量减少但功能更趋多元。面对新形势，县域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名称变化”，而在于依靠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形成内生增长。 一是以产业链思维做强县域特色。围绕先进制造业、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推动县域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集群，提升抗风险能力和就业承载能力。 二是以都市圈协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对已设区地区，强化与主城在交通、教育、医疗、生态治理等上的同城化；对仍保持县制的地区，推动与周边城市园区共建、飞地经济、产业分工等上深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三是以改革举措激发县域治理活力。完善园区管理体制、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县域投融资机制，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人口集聚地区合理配置，同时守住耕地保护与生态红线，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四是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县域底盘。统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与生态修复，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使县域在承接产业的同时形成宜居宜业的综合竞争力。 前景：19个县成为高质量发展新赛道的重要承载区 在市辖区与县级市分布较为密集的背景下，现有县域更显稀缺，其价值不仅在于面积与人口，也在于承载生态功能、农业基础、特色产业以及城乡融合的试验空间。可以预见，江苏县域竞争将更多转向“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公共服务优化、城乡融合深化”的综合较量：谁能在稳就业、强产业、优生态、促融合上形成可复制的路径，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抢占先机。
江苏四十年的区划变迁史，折射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缩影。从行政推动到市场主导，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该路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在长三角一体化深化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平衡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将成为下一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