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离世本应得到安宁与尊重，现实中却有人在悲痛之际接到殡葬服务的“精准”推销电话。
电话何以如此“准确”，信息从何而来，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1月22日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揭示了这一乱象的关键链条：信息在医疗救治与死亡报告环节被非法获取并流入殡葬营销渠道。
问题：逝者与家属信息被倒卖，骚扰营销直指脆弱时刻 案例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上海市闵行区某医院医生及区急救中心急救人员，利用工作便利，通过全市疾病控制信息管理系统等渠道，获取包含逝者住址、亲属姓名及联系方式等在内的个人信息800余份，并提供给殡葬从业人员牟利。
逝者信息外泄不仅触碰法律红线，也突破伦理底线：对逝者不敬，对家属造成持续侵扰，破坏医疗救治机构的公信力，易引发社会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普遍焦虑。
原因：权限边界模糊与责任链条断点叠加，催生“灰色生意” 一是系统权限设置与访问控制存在缺口。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相关人员登录疾控系统即可查询全市死亡报告信息，关键敏感信息的存储、访问缺乏有效防护，查询范围与岗位职责不匹配，容易形成“一把钥匙开多把锁”的风险。
二是内部管理与审计追踪不足。
若缺乏分级授权、日志留存、异常访问预警等机制，即便制度规定明确，也难以及时发现并阻断“批量查询—复制导出—对外提供”的违规链条。
三是行业利益驱动与信息依赖加剧外部诱因。
殡葬服务需求集中、竞争激烈，个别经营者对“客源信息”依赖度高，叠加高毛利预期，容易与掌握信息的少数人员形成利益合谋。
四是跨部门监管存在“空当期”。
医疗救治多由卫生健康部门监管，身后处置与殡葬服务多由民政部门监管；骚扰电话来自服务商，但信息源头可能出现在医疗机构或相关信息系统。
职责交叉导致投诉路径不清、执法衔接不畅，给灰色链条留下缝隙。
影响：侵害隐私与安宁，损害职业声誉与治理效能 对个人而言，家属在悲痛期遭遇高频推销甚至诱导消费，隐私权与生活安宁受到侵害，部分家庭可能因此产生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
对行业而言，医疗机构声誉与医患互信受损，公众对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公共卫生信息报送与社会协作。
对治理而言，若此类问题被视为“行业潜规则”而未能有效遏制，将形成不良示范，诱发更多环节的信息违规流转，增加监管成本，侵蚀法治权威。
对策：以源头治理为抓手，压实主体责任与协同监管 案件处置体现了“以公益诉讼促治理”的路径。
针对监管盲区，检察机关向区卫健委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依法查处涉事人员，并联合上级部门调整系统权限：严格限制登录范围、屏蔽非必要信息显示，同时对相关医院和医生作出行政处罚。
这一做法指向两个核心：一是落实“谁收集、谁保护”的法定责任，二是推动系统按“最小必要”原则运行。
从更大范围看，治理还需多措并举。
制度层面，应细化死亡报告、抢救转运、遗体处置等关键节点的信息处理规范，明确数据调用目的、范围、审批流程与责任追究机制；对违规获取、提供、购买个人信息的行为形成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责的闭环。
技术层面，应推动信息系统分级授权、最小权限、双人复核、脱敏展示、批量导出限制、异常访问告警与全链路日志审计，确保“可用不可滥用、可查可追责”。
协同层面，应建立卫健、民政、市场监管、公安及网信等部门的联动机制，针对殡葬营销、电话骚扰、信息买卖等行为开展联合执法和线索共享，畅通群众投诉渠道，明确受理与处置时限。
行业层面，应推动殡葬服务机构守法经营，建立诚信评价与“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营销和信息交易实行从严惩戒。
前景：规则完善与技术加固并进，推动形成可复制的治理样板 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印发《医疗卫生机构亡故患者全流程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严厉打击倒卖死亡证明、泄露逝者家属信息等行为。
此次典型案例的发布，进一步释放出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推进源头治理的明确信号，也为各地完善权限管理、堵塞系统漏洞、压实主体责任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可以预期，随着相关规定落地、执法协同加强以及信息系统安全能力提升，逝者及其亲属信息被非法流转的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殡葬服务市场也有望在规范化轨道上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
逝者已逝，其隐私和尊严不应成为商业牟利的工具。
保护"最后的隐私"，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权益的保护。
这起案件的成功处理表明，通过完善制度、压实责任、强化监管，完全可以杜绝医疗工作人员非法倒卖逝者信息的乱象。
当前，各地应以此为鉴，举一反三，深入排查类似问题，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体系，让逝者安息，让家属安心，维护社会的文明秩序和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