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群众“用法难”“维权慢”依然较为突出。随着经济社会活动更频繁，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婚姻家事、劳动用工等矛盾城乡社区多点出现。不少群众并非不想维权，而是受限于法律知识不足、取证能力弱、程序成本高等因素，陷入“不会用法、用不起法、用不顺法”的现实处境。此外，基层矛盾往往呈现小额高频、情理交织、传播快且易激化等特点，对法律服务的可达性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原因——法治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落差。一上，一些纠纷涉及证据链、程序要件和时限规则，普通群众难以准确把握；农村地区信息渠道相对有限、专业资源分布不均，容易出现“有理说不清、取证跑断腿”。另一方面——部分领域规则更新快——如保险理赔、超龄用工、消费维权等问题专业性强、争议点多，基层解释和指引不足时，容易引发误解甚至对立。此外，诉讼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对裁判结果的不确定预期，也使部分当事人选择拖延或情绪化处理，增加矛盾升级风险。 影响——专业服务下沉，有助于把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在衡阳，许小军长期代理民商事、侵权等案件，坚持以证据为核心、以程序为底线，把每一起案件都当作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要紧事来办：从卷宗梳理、现场走访到法条比对、释法说理，尽量让事实更清楚、责任更明确、结果更可预期。据介绍，其参与办理的个案因程序规范、论证充分，被收录为全国性案例资源，带动同行在证据审查与庭审表达上提升规范化水平。对当事人而言，严谨的法律服务不仅关乎最终结果，也能在焦虑与不安中提供清晰路径和合理预期，有助于修复社会信任，减少“缠访闹访”。 对策——让法治“看得懂、用得上、走得通”，关键在于多元供给与机制协同。办案之外，许小军把普法重点放在“翻译式表达”和“场景化传播”上：将常见纠纷拆解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提示要点，通过社区宣讲、线上答疑等方式，围绕保险条款理解、工伤权益维护、彩礼返还规则、消费退费路径等问题进行解读，引导群众先厘清事实，再选择渠道，减少冲动维权和盲目诉讼。在乡村与社区，他推动形成联动协作机制：与司法行政、妇联、村委会等建立常态沟通，遇到未成年人保护、家庭纠纷、涉军权益等问题时，实现咨询、调解、援助的衔接，提升基层治理“接得住、办得了”的能力。 制度层面，许小军以政协委员、省政协特邀信息员身份，将一线观察转化为政策建议，持续聚焦诉讼成本、群众获得感、治理风险点等议题。据介绍，其关于减轻群众诉累的建议，推动“胜诉退费”等便民举措在当地探索并逐步完善；针对农村自建房等安全治理问题，也提出加强监管与风险预警的意见。这类从基层实践中提炼的建议，有助于把个案经验上升为可复制的制度安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与社会治理形成合力。 前景——以法治方式夯实基层治理，需要更多“专业力量+公共精神”的长期投入。当前，各地正加快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动法律援助扩面提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落地见效。面向未来，应更促进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一是完善常态化普法与精准指引，围绕高频纠纷形成标准化“办事清单”；二是健全公益法律服务激励与保障机制，让更多专业人员愿意下沉、留得住、干得久；三是加强“调解—仲裁—诉讼—执行”全链条衔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和结果可预期性；四是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咨询可达性，同时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线下兜底，避免“最后一公里”断档。以此推动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形成法治与善治相互促进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群众的获得感来自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把专业能力沉到基层一线，把一线建议转化为制度改进，把法律语言讲到群众心里，才能让公平正义不只停留在文本上，而成为普通人遇事可依的底气。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基层汇聚，也是建设更高水平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