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引发的关税政策震荡仍在扩散。当地时间2月20日，美国最高司法机构作出裁定，认定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措施构成行政越权。裁决随即引发连锁反应：包括全球零售巨头开市客在内的600余家企业已向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要求退还按该政策缴纳的关税。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最新统计显示，自2018年有关关税政策实施以来，美国财政累计征缴约1300亿美元关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研究团队估算认为，若计入后续追缴、滞纳金等因素，实际征收总额可能超过1750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关税成本最终通过价格传导，大约92%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此次裁决凸显美国贸易治理中的制度张力。按宪法设计，关税制定权属于国会，但历届政府借助《1962年贸易扩展法》《1974年贸易法》等法律逐步扩大行政裁量。特朗普政府时期更频繁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该冷战时期立法。该法原本用于应对外国安全威胁，却在实践中被扩大解释为实施经济限制措施的依据。 面对司法受挫，特朗普政府迅速调整政策。裁决公布数小时后，白宫宣布签署行政令，将原定10%的全球进口关税税率上调至15%。分析人士指出，这类“反向加码”可能带来三重影响：加剧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推升国内通胀压力；深入弱化行政与立法权力的边界。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预测，若15%关税全面实施，美国CPI或再上升1.2个百分点。 当前诉讼的焦点之一是退税资金来源。《1930年关税法》规定，海关征缴资金通常直接进入财政部普通账户，并无专门储备。联邦索赔法院前首席法官史密斯指出，若法院最终支持企业诉求，财政部可能需要通过特别拨款程序筹措退税资金，这将检验国会与行政部门的协调能力。
从司法裁决到企业集体诉讼，再到关税政策快速加码，这诸多动向反映出美国贸易政策在法律约束、经济成本与政治考量之间的拉扯；关税并非“零成本工具”，也难以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稳定市场预期。对企业而言，强化合规与风险管理更为关键；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守住法治边界、提高透明度与可预期性，才是减少争议、稳定经济并维护贸易秩序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