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深秋的鄂豫皖苏区，国民党24个师30万大军压境；面对第四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洪家祠堂后的山岗上，几口特殊棺材的埋藏过程，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后勤保障传奇。 当时部队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既要执行"轻装突围"的军事命令，又需解决遗留武器的处置难题。常规方案如沉塘、毁械或分散藏匿均存在明显缺陷——或造成资源浪费，或连累群众。军需科长程儒珍提出的"棺椁埋藏法"，巧妙利用了传统社会"死者为大"的民俗心理，选择干燥高地深埋并设置暗记，既确保武器保存质量，又有效规避敌军搜查风险。 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在后续战局发展中得到充分验证。留守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重建时仅7000余人，面临装备短缺的生存危机。通过秘密联络渠道获取埋枪信息后，该批武器及时补充部队，为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提供了关键物资支撑。，当时红四上军与红二十五军已无建制关联，穿越封锁线传递情报的成功，折射出地下交通网络的严密组织性。 从军事后勤角度看，这一案例具有多重启示意义。首先说明了非作战岗位人员的全局意识——程儒珍超越军需本职，主动考虑战略物资的可持续利用。其次展示了因地制宜的创新思维，将民俗禁忌转化为军事保护手段。更深远的是，这种"埋下火种"的做法，与红军长征途中"撒播革命种子"的战略思想高度契合。 历史资料显示，获得这批武器补充的红二十五军后来创造多项奇迹：作为平均年龄最小的长征队伍率先抵达陕北，抗战时期发展为新四军主力部队之一。程儒珍本人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后，继续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其事迹被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
历史不仅由宏大战役书写，也常在细微处决定走向。那几口深秋夜里埋下的棺材——承载的不是悲情——而是对未来的准备与担当。把资源留给战友，把风险降到最低，将希望埋下又取出——这种危急时刻仍心系全局的远见，正是支撑队伍穿越艰难岁月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