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新财年财政政策总结辩论期间，部分议员把焦点放在新技术加速落地对劳动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上，担心企业提升自动化与智能化后，可能出现岗位被替代、工资增长放缓以及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增长能否转化为更广泛的就业与收入提升”，成为辩论的核心关切之一。 原因—— 近年来，全球经济在高利率、地缘政治风险与供应链重塑的影响下承压，中小经济体普遍面临外需波动与产业竞争加剧的双重挑战。另外——新技术迭代明显加快——企业通过流程重构、数据应用和智能工具提升效率，也改变了岗位需求结构：一上，重复性、标准化工作更容易被重新安排甚至减少；另一方面，对复合型技能、跨领域协作与高附加值服务的需求上升。对开放型经济、服务业占比较高的新加坡而言，如何技术升级中维持劳动参与、提升生产率并让更多人共享增长成果，成为政策必须回应的现实课题。 影响—— 黄循财在辩论发言中强调，新加坡不会出现“无就业增长”的局面。他的表态意在向市场释放清晰信号：经济转型不应只追求资本效率和成本下降，更要把增长转化为更多优质岗位与更高薪金，避免社会分化扩大。若落实到位，政策可能带来三上效果：其一，通过技能升级与岗位再设计，提高劳动者在新产业与新流程中的匹配度，减轻技术替代的短期冲击；其二，引导企业用新技术开发新服务、新产品与新市场，而非仅以减少用工为目标；其三，以更完善的支持与保障稳定预期，增强劳动者面对转型的安全感与参与意愿，从而巩固社会凝聚力与经济韧性。 对策—— 围绕“更有意识、更系统地投资在人民身上”的主线，黄循财表示政府将利用新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并确保增长转化为优质就业机会和更高薪金。他也赞同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提出的三项呼吁，显示政府与劳工组织将更紧密协作推进转型。 第一，提升每一名员工的能力，让劳动者为新技术带来的岗位变化做好准备。重点是把培训从“补短板”转向面向未来的能力建设，帮助员工获得可迁移技能，提升跨行业、跨岗位转换的弹性。 第二，加强对员工的支持与保障，降低转型成本。新技术扩散常伴随岗位重组与用工方式变化，完善支持机制有助于劳动者在学习、转岗与过渡期保持收入与预期稳定，避免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结构性问题。 第三，提升劳工运动对专业人士、经理和执行人员（PMEs）群体的保护与赋能能力。随着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岗位占比提高，PMEs在劳动市场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其职业发展、技能更新与就业安全同样需要制度化支持。加强面向该群体的服务，也有助于推动企业建立更清晰的职业路径与更透明的岗位标准。 前景—— 从政策信号看，新加坡下一阶段经济治理将更强调“技术—产业—就业”的联动：在鼓励企业应用新技术、提升生产率的同时，把就业质量与薪资增长作为检验转型成效的重要指标。可以预期，政府将推动公共部门、企业与劳工组织更紧密协作，围绕技能培训、岗位再设计和劳动力市场匹配形成闭环；涉及政策也可能更注重分层与精准支持，针对不同行业、年龄与技能层级提供差异化措施，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随着新技术应用继续深化，劳动市场结构调整难免伴随阵痛，但只要“投资于人”的战略能够长期推进，经济增长向就业改善的传导有望更顺畅，社会整体适应力也将随之增强。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新加坡通过制度安排平衡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的尝试具有参考价值。其启示在于：只有把人的发展放在增长的核心位置，技术变革才更可能从潜在压力转化为共同机遇。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或许比单一政策工具更值得各方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