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基层社区干部反映，执法类工作被以“属地管理”等名义层层下压，社区缺少相应权限与资源，陷入“想干干不了、硬干不合规”的尴尬。
同时，个别单位在办理业务时随意要求开具证明，导致基层既要面对群众诉求，又难以提供不该由社区出具的材料，增加了矛盾摩擦与工作负担。
群众端则普遍存在办证反复拍照、材料重复提交、窗口往返多次等不便；企业端在许可审批中遭遇纸质材料多、核验环节繁、办理周期长等问题。
原因：这些痛点背后，既有权责边界模糊、任务入口把关不严的制度性因素，也有部门间数据共享不足、业务系统分散导致的信息壁垒，还与少数地方治理中“以留痕代替落实”“以开证明替代服务”的惯性做法有关。
基层是治理末梢，但若把基层当作“万能兜底”，容易导致责任虚化、效率下降，最终影响公共服务质量与群众获得感。
影响：减负与增效并非单纯“少干活”，而是让基层回归主责主业，把更多精力用于走访群众、化解矛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对群众而言，办事流程更顺畅、等待时间更可控；对企业而言，审批更快、成本更低、预期更稳，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
更重要的是，通过把权力、责任、事项、流程“说清楚、列出来、固化住”，治理体系更可持续，基层治理更有韧性。
对策：佳木斯市从“找准问题—压实整改—制度固化—数字提效”四个环节发力，形成减负与服务提升的组合举措。
一是以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把情况摸实。
当地组织力量下沉到乡镇（街道）、村（社区）、学校等一线，综合运用访谈、问卷、走访核查等方式，既“从下往上”收集基层困惑，也“从上往下”追溯问题根源。
为拓宽线索来源，构建以热线诉求、快捷监督平台、监测点与社会监督员相衔接的发现体系，推动对任务摊派、随意要证明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并通过公开通报典型案例强化警示。
二是以清单化管理划清边界，从源头控制“额外负担”。
围绕基层权责不清这一关键症结，当地探索以“三事项三清单一制度”为抓手，对村（社区）依法自治事项、协助政府事项、减负事项进行明确界定，同时对可出具证明、不可出具证明以及挂牌事项实行清单管理，把不该进入基层的任务挡在门外，让基层干部不再“被动应对”“无边界兜底”。
三是以数字化改造提升政务效率，让“数据跑”替代“群众跑”。
在便民服务方面，相关部门推进照片信息共享应用，办理护照、身份证等业务时可调取已有合规照片，减少重复采集与往返等待，尤其为低龄儿童、老年群体解决了现场拍摄难的问题。
在惠企服务方面，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证照、资质、车辆等信息按标准接口共享，企业网上填报即可完成核验，部分许可事项办理时限明显压缩。
医疗报销环节也通过票据识别、自动校验等方式提升审核效率，缩短群众垫资后的等待周期，窗口人工录入量显著下降，实现服务提速与人员减负同步推进。
四是以制度化巩固成果，防止反弹回潮。
佳木斯市强调“当下改”与“长久立”并重，将清单管理、证明事项治理、任务下派审核等纳入常态化机制，形成可追溯、可核查、可问责的闭环；同时把基层减负成效与部门履职评价相衔接，倒逼相关单位优化流程、规范用权，推动治理方式从“要材料、看痕迹”向“重效果、重服务”转变。
前景：从实践看，基层减负与数字化服务并非彼此割裂：减负为基层腾出时间与精力，数字化为公共服务打开效率空间，制度化则为两者提供稳定预期。
随着数据共享范围扩大、事项标准进一步统一、监督机制更为精准，基层治理有望从“接任务”转向“解难题”，从“拼人力”转向“靠机制”，在提升群众满意度的同时，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支撑。
佳木斯市的实践表明，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顽疾，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也需要数字技术的有力支撑。
当权责边界清晰、数据壁垒打通、服务流程优化，基层干部才能真正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将更多精力投入为民服务的主责主业。
这一探索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也昭示着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广阔前景。
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完善机制、优化服务，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