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美方再度放大“水下威胁”叙事，试图塑造紧迫感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应的场合，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布鲁克斯少将将中国描述为“最大的水下威胁”，并以潜艇数量和建造节奏作出前景推断。报道援引其说法称，中国目前拥有约59艘潜艇，美国约71艘；尽管仍有差距，但中方扩充水下力量的趋势将使差距缩小，并可能在2040年前后增加美国海上行动的“复杂性”。此表态延续了美方近年来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惯常路径：将自身军事优势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归结为“外部威胁上升”，以此争取更多资源与政策空间。 原因——海上力量结构调整与美国国内军费政治相互叠加 一上，全球海上力量格局正调整。随着亚太地区安全议题升温，美国将海上优势视为其同盟体系、前沿部署与全球行动能力的重要支点，对任何可能影响其海上机动与威慑的因素都格外敏感。潜艇隐蔽性强、威慑效应突出，也因此被美方视为衡量“海上优势”是否稳固的重要指标之一。 另一上，美国国内军费运作与军工体系对“威胁叙事”存在现实需求。海军造舰、潜艇更新与维护成本高、周期长，往往需要长期预算承诺。通过强调竞争压力与潜在差距，美方更容易在国会与社会层面获得支持，从而推动预算扩张与装备更新计划。此类表态与其说是对外部情况的“客观评估”，不如说也服务于国内政治与资源分配逻辑。 影响——舆论与政策层面或带来三重外溢效应 其一，推高军备竞赛风险。将潜艇数量与“海上主导地位”简单挂钩，容易强化零和思维，刺激相关国家加大投入，进而增加地区安全不确定性。 其二，加剧误判与对抗。潜艇力量隐蔽性强、不透明度高，若在缺乏沟通与规则约束的背景下被持续政治化、标签化，可能在危机情境中放大猜疑，提高擦枪走火概率。 其三，干扰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理性认知。中国海军建设长期立足国家安全与海上权益保护需要，强调结构均衡与任务适配，并非单纯追求某一指标“对标”他国。美方以自身全球部署逻辑推断他国发展方向，容易忽视不同国家在战略环境、作战任务和安全需求上的差异，从而造成判断偏差。 对策——以事实与规则回应，推动风险管控机制化 首先，应回到事实基础看待海军力量发展。潜艇体系既包含核动力也包含常规动力，二者在成本、维护、部署方式与作战场景上差异明显，单以数量推演“主导地位”变化并不严谨。更关键的是，一国海军建设是否合理，取决于其安全需求与防务政策，而非外界设定的“追赶目标”。 其次，应强化危机管控与海上行为规范。面对潜艇等高敏感平台，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完善海空相遇规则、推动信息通报与误判防范机制，有助于降低地区紧张。用规则、透明和对话管理分歧，比持续炒作对抗更符合各方利益。 再次，应警惕“以叙事带政策”的路径依赖。以夸大外部威胁推动军费扩张，短期或能促成动员，但长期会压缩外交回旋空间，削弱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反而不利于地区稳定。 前景——“海上优势”不取决于单一装备，博弈重心或转向体系与规则 从趋势看，未来海上安全竞争不再是单一平台的“数量对比”，而将更多体现为情报预警、指挥控制、反潜体系、远海保障、海上无人化与网络电子等能力的体系较量。潜艇仍是重要变量，但其作用更多体现在威慑、拒止与破交等任务上，难以单独决定“海上胜负”。 在这一背景下，美方继续以“最大威胁”框定议题，或能在短期内提升其造舰与同盟协同的政治动员力，却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相反，推动更多可核查、可执行的风险管控安排，逐步累积互信，才是降低冲突概率、维护航道安全与地区稳定的现实路径。
现代海权竞争本质是综合国力的系统性博弈。当美国执着于用冷战思维衡量中国国防建设时，或许更应反思：为何西太平洋地区近年频繁出现的“潜艇竞赛”叙事，总是出现在华盛顿的预算听证会语境中，而非基于更严谨的威胁评估？历史经验表明，真正冲击全球战略平衡的，从来不只是某一类武器数量的增减，而是固守零和思维的军事霸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