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城市发展面临重大抉择。广州市政协委员、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桢桢在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中——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系统阐述了广州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引发与会者深思。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急先锋"到互联网时代的"相对沉稳"，广州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机遇与挑战。王桢桢指出，广州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跨越，根本在于践行了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通过主动创新制度安排，广州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释放了微观主体的活力，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设立全国第一个商品展销会到成立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从"星期六工程师"的涌现到"广货"行销全国，广州用无数个"全国第一"抓住了第一波市场经济大潮的历史机遇。1989年，广州GDP超越天津，"北上广"由此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最具标志性的城市符号，象征着活力、前沿和无限可能。 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广州的发展步伐相对放缓。当北京孕育出百度、上海吸引拼多多、深圳扎根腾讯、杭州崛起阿里巴巴时，广州在总部经济与生态构建上的声势明显减弱。作为第一大产业的汽车产业，在与互联网、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浪潮中，尤其是在智能网联汽车赛道上，影响力有所下降。王桢桢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此现象的深层原因，认为这源于"路径依赖"效应的显现。过去的成功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思维和资源分配的惯性，带来了第一阶段"成功的后遗症"。当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出现时，调整和转向需要更大的决心与魄力。在经济形态快速迭代的时期，旧模式难以结出新果实。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机遇，广州正处于关键的战略抉择时刻。王桢桢强调，人工智能已然拉开新经济模式的序幕，在这一轮关乎城市命运的赛道角逐中，城市发展将更鲜明地呈现经济学规律中的"马太效应"。敢为人先者将汇聚更多政策、资本与人才，形成"强者愈强"的循环；而犹豫观望者则可能陷入"弱者愈弱"的困境。这要求广州必须以"先人一步"的胆识推进改革，勇于打破路径依赖，不能用过去的"船票"登上通往未来的航船。 在新时代的发展战略上，王桢桢提出了系统的对策建议。从生产要素看，新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已不再局限于资本和劳动力，而是更多地指向人才、技术和数据。广州需要把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引进来、留下来、用起来，打造让各类人才安心创业的沃土，让先进生产要素在广州充分流动、高效配置。同时要把技术、数据这些核心要素攥紧抓实，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更快变成市场中的现实生产力。 从生产关系看，关键是要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深度融合，实现协同发力的"双螺旋"发展。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制度创新各上起到更加主动作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创造条件。谁能率先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谁就能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城市竞争的核心在于把握变革机遇的能力。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以制度创新赢得先机；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以改革勇气和创新思维重塑优势。把握新要素、构建新生态，不仅是广州再出发的必然选择，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