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居家养老仍是多数老年人的主要选择。
近年来，智能监测、远程问诊、紧急呼叫、智慧照护等应用加速进入养老领域，为提升照护效率、缓解护理人力压力提供了新路径。
但在推广过程中，一些地方和机构出现“重展示、轻普及”的倾向：高端设备进入机构和部分家庭较快，困难群体、农村地区和失能老人却更难获得可负担、可持续的服务。
贺丹指出，普惠的要义在于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让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都能公平享受到科技带来的养老便利，不能让智慧养老变成“少数人的福利”。
原因——一是供给结构与实际需求存在错位。
一些产品追求功能叠加与技术炫目，忽视了老年人“看得懂、用得上、用得久”的真实需求，导致适配性不强、使用率不高。
二是支付与保障机制尚未充分衔接。
智慧养老设备和服务在不少地区仍主要依靠个人购买或机构收费，缺少稳定的公共投入与制度性支付渠道，困难群体更难跨过价格门槛。
三是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网络不均衡，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客观存在，农村“最后一公里”问题更为突出。
四是数据合规与安全治理仍需加强，部分场景采集数据多、链条长，一旦管理不到位，易引发隐私泄露风险，也削弱老年人对技术服务的信任度。
影响——智慧养老若不能实现普惠，将带来多重风险：其一，公共资源可能被“高配置、低使用”的项目消耗，影响政策效果；其二，困难群体因服务不可及而进一步处于照护弱势，社会公平受到挑战；其三，过度强调数据和流程、忽视情感陪伴，可能导致“只见数据，不见老人”，使养老服务偏离以人为本的初衷；其四，数据安全事件一旦发生，不仅损害个人权益，也会影响行业健康发展与社会接受度。
对策——围绕让科技红利更好转化为养老便利，贺丹提出多项制度化建议：一是将符合条件的智慧养老设备与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推动从“项目试点”向“基本供给”转变，增强普惠属性与可持续性。
二是发挥政府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对低保、特困等重点老年群体免费配备基础智能监测设备，提升兜底保障的可及性与精准性。
三是推动智能护理设备、居家智慧照护服务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报销范围，通过制度性支付打通服务使用链条，让家庭用得起、服务供得稳。
四是确立“适配优先”的技术导向，强调需求为本、安全合规、简单易用，推动产品标准、服务规范与适老化改造同步落地。
五是完善数据安全防线，强化全流程合规管理、最小必要采集与授权使用机制，提升系统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六是补齐农村短板，加快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养老服务站点智能化改造，整合基层医疗、养老、助餐等资源，打通农村智慧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避免“重城市、轻农村”。
前景——面向2035年，贺丹提出期待：科技应像水和电一样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无处不在，却又不打扰；默默支撑，却又不越界”。
从发展趋势看，智慧养老将更强调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衔接，更重视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工具的支撑，也将从单一硬件供给转向“设备+服务+运营”一体化。
未来一段时期，谁能把适配性、可负担性与安全性做扎实，谁就能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民生温度，推动养老服务从“可用”迈向“好用、常用、安心用”。
当科技发展驶入快车道，如何确保老年群体不被甩出时代列车，成为检验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
贺丹委员的建言不仅关乎技术应用的边界划分，更揭示了老龄化社会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守护公平，在拥抱创新的同时留存温度。
这条普惠养老之路，既需要政策托底的力度，也考验着科技向善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