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规模不小、作用关键，但“越干越难”的现实压力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接近3亿人，其中50岁以上占31.6%，超过9000万人。大龄农民工长期活跃建筑、制造、物流、家政及各类灵活就业岗位，是城市运行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支撑。但在就业稳定性、岗位适配性、职业风险防范以及公共服务可及性上，这个群体仍面临“稳岗难、转岗难、保障弱”等多重挑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对大龄农民工提出更明确的政策要求，从维护超龄劳动者权益、强化就业扶持到加强关爱帮扶，政策导向持续加力。 原因——劳动力结构变化与用工方式转型叠加，供需错配与制度短板并存。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大龄劳动者比重上升，而部分行业对体能、时长和强度要求较高，“能干但未必有合适岗位”成为突出矛盾。另一方面，不少大龄农民工技能结构相对单一，职业教育培训机会不足，面对产业升级以及数字化招聘与管理方式时，容易出现信息获取不充分、求职渠道不畅等问题。另外，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与灵活用工快速发展，劳动关系更加多样，工伤认定、职业健康防护、社会保险衔接等仍有待更细化完善，风险也更容易向劳动者端集中。 影响——既关系家庭增收，也关系城市治理与消费信心，更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质量。对个体而言，大龄农民工往往承担赡养、子女教育等家庭支出，就业不稳或保障不足会直接影响家庭收入预期与抗风险能力。对城市而言，建筑、物流、物业、家政等行业用工需求仍然旺盛，大龄农民工若被动退出或频繁流动，可能加剧部分行业“用工断档”，推高用工成本并增加治理压力。对宏观层面而言，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就业、保障权益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也有助于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让更多劳动者城市“工作更体面、生活更稳定、融入更顺畅”。 对策——坚持“岗位+培训+保障+服务”协同发力，提升匹配效率与制度托底能力。首先，就业扶持要更精准。依托县域零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等载体，强化岗位推介、用工对接与信息服务，推动“人找岗”与“岗找人”双向匹配，重点聚焦家政、养老护理、仓储配送、城市运行保障、农产品加工、季节性采摘等需求稳定、适配度较高的领域。其次，技能提升要更可达。针对大龄劳动者学习特点，优化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推广短周期、强实操的技能培训，提高证书认可度与岗位可迁移性，帮助延长职业生命周期，支持从高强度岗位向更适配岗位转移。再次，权益保障要更扎实。围绕工伤、职业病防护、劳动报酬支付等关键环节，推动制度完善并强化执行，持续治理欠薪、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提升劳动争议调处效率，并在灵活就业领域探索更可操作的参保与保障机制，减少劳动者后顾之忧。最后，公共服务要更贴近需求。完善交通、医疗、子女教育、社区服务等配套，结合志愿服务和公益服务供给，为大龄农民工提供更可及的生活支持与心理关怀，增强城市归属感，减轻“孤独感”和“漂泊感”。 前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联合推进，为大龄农民工打开“可进可退”的空间。近年来，落户门槛逐步降低、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更多进城务工人员有望成为新市民，在就业、教育、医疗诸上获得更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与此同时，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产业壮大，也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了新的空间。涉及的报告显示，农民工跨省流动规模出现下降趋势，越来越多劳动者选择在省域、县域范围内就地就近就业。这意味着，只要政策工具更精准、服务体系更完善、权益保障更有力，大龄农民工就能在更适配的岗位上实现稳定增收，并在城乡之间获得更有弹性的生活选择。
从城市建设者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大龄农民工群体的处境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脉络；当政策温度与“银发红利”相遇，既关乎个体尊严与权益的守护，也检验着“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少”的承诺如何落到实处。跨越城乡的民生课题，正推动新时代工农关系写下新的注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