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之际，“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迎来重要更新。自1月31日起，展览将以新面貌与观众见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上海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金石录》首次联合展出。此次展陈让分藏近千年的两部同源宋版重聚上海。 《金石录》由北宋学者赵明诚与其妻李清照合著。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整理遗稿成书，进呈朝廷，并撰《金石录后序》阐明其学术价值。全书分两部分：前十卷为目录，著录钟鼎彝器、碑铭墓志等约两千种器物信息。由于不少器物在后世已难再见或传录失真，这部分内容成为现存较早且相对可靠的记录，学术价值突出。后二十卷为跋尾，收录评注502篇，是赵明诚对所见藏品的考证与评论，性质近似学术札记，保留了大量原始信息，对金石学、目录学、文献学等研究均具参考意义。 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金石录》十卷本的流传脉络尤为清晰。翻开首页，朱笔批注密布；全书钤印多达三百方，历代藏书家的递藏痕迹一目了然。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由藏家冯文昌始刻，后经鲍廷博、江立、阮元、韩泰华直至潘祖荫等名家递刻相传，几乎被学界视作“藏书史上的身份图腾”。书首尾还留有明清学者大量题跋题词，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分量。 更令人关注的是，更为完整的三十卷全本《金石录》曾在文献世界沉寂数百年。元明时期的有关记载已相当模糊，各类目录中也难觅踪影，学界长期因此普遍认为仅十卷本存世。该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被改写。 南京有一处知名藏书机构“津逮楼”，主人甘氏家族四代藏书，规模宏富，仅目录就多达十八卷，藏书总数逾十万卷。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陈红彦研究员介绍，甘家有一项惯例：对极为珍贵的善本往往不收入公开目录，以免引人觊觎。也因此，《金石录》这样的重要宋刻本虽实存其间，却长期少为人知。 20世纪50年代初，藏书家赵世暹在南京津逮楼发现了这部三十卷全本《金石录》。因自身版本鉴定经验有限，他经上海图书馆副馆长顾廷龙引荐，邀请版本学家张元济鉴定。张元济见书后深受触动，细致考证后确认其为学界长期认为佚失的宋刻完整本，并撰写约一千六百字考证文章，系统说明版本价值与学术意义，称其为“天壤孤本”，同时肯定赵世暹捐献的义举。该文后来也成为此书流传与研究的重要依据。 此后，这部宋版珍本被带至上海。经文物部门鉴定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重视，亲自护送回京，最终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至此，这部一度被认为已失传的重要文献回归国家收藏体系，得以长期保存并服务学术与公众。 经版本学界考证，三十卷本《金石录》为南宋淳熙年间龙舒郡斋刊刻，是现存唯一的宋刻完整版本，很可能接近成书后最早面貌，属海内孤本，学术价值不可替代。通过与十卷本的比对，学界发现多处关键差异。陈红彦举例指出，三十卷全本中某些阙文在后印本中曾被补入，同时还存在文字增删与内容修订，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印刷修补与改刻痕迹。过去学界曾假设存在淳熙龙舒郡斋本与三十年后赵不谫重刻本两种版本，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同一版片在长期使用中不断修补修订，形成不同印次。现存三十卷本字迹清晰，对早期阙文亦有补正，为研究古籍流传规律与版本修订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
典籍之所以珍贵——不只在于“稀”——更在于它以可靠证据连接历史与当下。宋刻《金石录》两种形态在上海同台，呈现的不仅是一次展陈更新，也是一条可辨的文化传承链：从个人守护到国家收藏，从学界研究到公众观看。让珍本走出库房、走进社会，在保护中研究、在研究中传播，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