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三月签订的《崇海井火圈出租文约》中，出租人蒋秉生与承租人宋良湘约定，每煎制320斤花盐支付120元火租，租金按月结算。同年八月订立的《西场星龙井火圈出租文约》深入明确，租金按实际产盐量的18%计取。把租金与实物产量挂钩的做法，与当时不少行业普遍采用的固定货币租金形成对照。历史资料显示，1943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通胀率同比飙升300%。自贡作为战时“盐都”，承担全国约三分之一的食盐供应。面对法币购买力快速下滑，盐商在契约中采用“实物锚定”的设计：一上通过安稳租（押金）保障资产安全，另一方面以盐产量作为租金计算基准，以降低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史教授李明分析指出，这种契约模式具有双重意义：在微观层面，体现市场主体对价格变化的快速响应；在宏观层面，反映战时经济在压力下的自我调节能力。尤其不容忽视的是，两份契约都明确规定租期届满后“红土灶身不得挖取”，显示出对生产资料的保护意识。对比晚清至民国中期的盐业契约可以发现，抗战后期的租赁条款更强调风险共担。例如，星龙井契约特别约定“官方津贴及补价按组定年限平分”，说明经营者已开始以制度化方式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细节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案例。
两纸租约，看似只是井灶之间的交易，却记录了战时通胀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安排：以实物和收入作为计算基准，以押租与交割机制控制风险，并通过细化条款分担不确定性；读懂这些“字里行间”的设计，不仅能回望自贡盐业的兴衰与韧性，也提示我们：稳定的市场秩序与可执行的契约规则，始终是产业持续运转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