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战略自主”再次被推到台前。近期，马克龙在公开场合重申欧洲必须掌握自身命运，强调在全球力量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洲不应成为任何大国政策的附属。此表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当前中美竞争持续外溢，技术、贸易、安全等议题相互交织。欧洲在全球产业链、金融体系与安全架构中位置关键，其政策选择不仅影响自身发展，也会对国际秩序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原因——跨大西洋结构性矛盾累积，欧洲现实压力上升。 一是经贸与产业政策摩擦增多。近年来，美国通过国内法案和补贴强化本土制造，客观上对欧洲企业形成吸引与挤压，欧洲由此加深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欧盟在绿色转型、先进制造等领域推进再工业化，但面对全球补贴竞赛与规则碎片化，政策空间受到挤压。 二是能源与安全风险促使政策反思。俄乌冲突延宕，欧洲能源结构与供应链安全承压。在外部冲击下，部分欧洲国家对外部能源与安全保障的依赖上升，也更清晰暴露出欧洲在关键领域自主能力不足。 三是欧洲对自身国际角色再定位的需求增强。随着多极化趋势发展，欧洲希望在气候治理、数字规则、地区热点等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力，避免在大国竞争中被动卷入、利益受损。马克龙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焦虑与诉求。 影响——欧洲政策取向将牵动全球博弈与中欧合作空间。 从内部看，“战略自主”有助于推动部分国家在提升防务能力、完善产业链安全、加大科技投入等形成共识，但也可能因利益差异带来更高协调成本。欧盟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不同，中东欧国家与法德等核心国家在对外政策和国防投入路径上存在分歧，使欧盟在关键议题上仍面临“共识难、行动慢”的约束。 从外部看，若欧洲在对华、对美政策上更强调以自身利益作判断——将提升外交回旋空间——也可能使跨大西洋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在中美竞争背景下，欧洲若转向更均衡、更独立的政策组合，将对全球规则制定、产业链重组和国际治理议程产生外溢影响。 对策——提升能力与统一行动是“自主”落地的关键。 首先，夯实安全与防务能力建设。欧洲长期依赖既有安全框架，自主能力建设涉及防务投入、军工协同、联合采购与研发体系等多项议题。缺乏稳定投入和制度化协作，“自主”难以从理念转化为可持续能力。 其次，增强经济韧性与产业竞争力。欧洲在推动“去风险”时需在开放与安全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实现供应链多元、关键环节可控，也要避免以“脱钩”方式推高成本、削弱增长动能。通过统一市场、能源转型与科技创新形成合力，是提升战略自主的重要支点。 再次，强化内部协调与对外沟通机制。欧盟内部立场不一，容易导致对外政策摇摆。加强成员国利益协调、提升政策透明度与执行效率，是减少内耗、形成一致对外立场的必要条件。同时，欧洲与各方保持对话、以规则为基础处理分歧，有助于降低误判风险。 前景——在多极化进程中寻求平衡，将成为欧洲长期课题。 展望未来，欧洲推进战略自主仍受多重因素制约，包括既有安全架构惯性、内部政治变化、经济复苏压力以及社会成本分担等。但总体看，欧洲对独立政策空间的需求仍将持续。中欧在经贸、绿色转型、气候治理等领域具备广泛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合作仍有韧性与潜力。同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稳定性。
当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之际，欧洲对战略自主的探索具有更广泛的参考意义。历史经验表明，多边秩序的稳定需要更多具备自主判断与行动能力的力量共同维护。马克龙的最新表态能否转化为欧盟的统一行动仍有待观察，但其提出的现实命题——如何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保持战略定力——值得国际社会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