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服务贸易正从“增量扩张”转向“竞争高地”，我国仍需补齐结构与能力短板； 当前，全球贸易增长动力正由传统货物贸易更多转向服务贸易，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和生产性服务贸易。服务不再只是制造的配套环节，而是影响产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因素。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服务出口额达8.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9%，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我国而言，服务贸易延续增长：202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80823.1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持续扩容，顺差较上年扩大1581.7亿元，数字服务出口增势较快，结构优化成效逐步显现。 但也要看到，我国服务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仍低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在服务对制造的高端要素供给、规则塑造能力和国际化服务网络布局上仍需提升。如何将服务贸易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竞争力，已成为面向未来的关键课题。 原因——科技革命与价值链重构叠加，服务要素成为全球配置的核心资源。 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云计算、区块链等推动服务交付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数字交付服务突破地理边界，催生平台化、网络化的国际服务协作模式，带动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向数字化、知识密集化演进。 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利润持续向“微笑曲线”两端集中。上游研发设计、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品牌运营，以及下游市场营销、数字运维、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利润占比上升，而单纯制造加工环节利润空间相对收窄。因此，谁能更高效整合高端服务要素，谁就更可能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 从国际比较看，发达经济体普遍将知识密集型与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战略重点：美国在金融服务、软件服务、知识产权许可等领域优势突出；欧盟依托高端工程咨询、绿色标准和制度型规则供给形成竞争力；日本通过工业软件、精密工程服务与技术咨询深度嵌入全球制造体系，构建一体化服务网络。共同特点是以服务贸易带动标准制定与规则输出，从而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位置。 影响——“服务赋能制造”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关联成本、增值与话语权。 国际组织有关研究表明，制造业竞争的重心正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能力的综合比拼。生产性服务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入制造业中间投入，其效率与质量直接影响制造业附加值，并与竞争力呈显著正相关。 其一，推动系统性降本增效。“降本”不只是压缩某一项费用，更在于通过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合规与咨询等生产性服务深度嵌入，提升企业全生命周期、全链条运营效率，带动制度性成本与管理成本下降。随着制造业中间投入中数字化、物流与金融服务比重提高，跨境交易与协同成本有望更降低。 其二，带动价值链增值与产业升级。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在全球范围更高效配置高端服务要素，推动制造业向研发设计、核心知识产权等上游延伸，向品牌运营、数字运维、全球供应链管理等下游拓展，形成“制造+服务”一体化增值模式，从而增强摆脱“低端锁定”的能力，实现从加工组装向高端创造跃迁。 其三，提升规则与标准层面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经贸竞争正加快从关税与成本竞争转向规则、标准与制度供给竞争。发达经济体常通过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合规框架等将自身技术路径固化为国际标准，形成市场“路径依赖”。对后发经济体而言，若缺乏规则参与与标准输出能力，容易面临高额许可成本或市场兼容受限的两难。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本质上也是提升参与国际规则协商、标准制定与合规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支点。 对策——以结构优化与能力建设为主线，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并更好支撑实体经济。 一是聚焦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提升高端供给能力。围绕研发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工程技术与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专业咨询等重点领域，增强原创技术与专业服务输出能力，推动服务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二是做强数字交付与平台化服务，拓展服务贸易新空间。顺应数字化、网络化趋势，支持企业提升跨境交付与合规运营能力，推动数字内容、工业互联网服务、智能运维等新业态规范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国际化服务模式。 三是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培育“产品+服务”的综合竞争力。鼓励制造企业向服务化转型，强化售后运维、系统解决方案、定制化服务等能力，通过服务绑定客户、沉淀数据与品牌，实现从一次性交易向长期价值关系延伸。 四是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增强规则参与与标准协同能力。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规则、绿色标准等议题，提高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效率，推动形成既促进创新又保障安全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稳定的预期。 前景——服务贸易有望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重要抓手。 面向“十五五”，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塑以及全球对高端服务需求扩大，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可以预期，知识密集型与生产性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外贸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向，也将成为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的重要力量。谁能在服务要素配置、数字化交付能力与规则标准塑造上形成体系化优势，谁就更能在全球价值链中掌握主动。
服务贸易的崛起既带来压力，也提供机遇。在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中国需要以更开放的方式拥抱变化，以更具针对性的创新布局未来。把服务贸易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竞争力，才能在全球竞争中争取更大主动，推动产业从“跟跑”走向“并跑”乃至“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