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建国娶了我。结婚那天我带着空首饰盒去了婆家，里面只有张母亲写的字条，说钱先借给弟弟周转，等他缓过来再还。婆婆来帮忙整理陪嫁时打开了盒子，也没多说什么，大家都默契地没提这事。那会儿弟弟想在县城开个五金门面，母亲跟我说时只觉得是女儿该让着弟弟，我也没闹，毕竟出嫁前忙里忙外太累了。 嫁过来后日子平淡，建国是个老实人，婆婆虽然爱唠叨但不坏。娘家那边一直拖着没还钱，到后来弟媳每年拿条毛毯来就算还了。我也没想计较，觉得心里清楚是一笔糊涂账。女儿出生那年坐月子，母亲来照顾了一个月，我们谁也没提那笔钱。 去年冬天弟弟忽然上门求助，说是生意上欠了债还不上。母亲在一旁说让我先帮衬一下，说弟弟从小就没我能干。当时看着发黄的绿萝叶子，我想了很多往事，想起攒那三千二块钱时在纺织厂挨冻受冻的日子。 后来建国回来问是谁来了，我就随口说妈和弟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吃饭时大家都没说话，我在厨房洗碗用的是凉水。那笔钱终究不是一回事，但母亲那句“能干所以该出”让我觉得很累。 碗洗完关了水后站在厨房窗边看着外面发黄的路灯时我才想起来，当初母亲给我梳头还哭过一场说闺女嫁出去了。现在这三千二和两万的区别到底在哪？你说她知不知道那个首饰盒其实一直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