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苏丹，因为干旱和内战，25万人活活饿死，一百多万人被迫流浪。这就是南非记者凯文·卡特见到的惨状。凯文带着同事苏珊·桑塔格踏入这片土地，想把他们亲眼目睹的苦难展示给世界看。结果他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那是1993年的夏天，小女孩正艰难地爬向救济站，一只秃鹫突然扑下来。为了拍一张完美的画面，凯文蹲着等了整整二十分钟。拍完他把秃鹫赶走，再目送女孩蹒跚离去。 这张《去救济站的路上》拿到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可凯文却高兴不起来。当时他坐在树下抽烟，哭喊着上帝的名字，甚至告诉朋友自己只想要抱抱女儿。大家都在骂他：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孩子？这种良心上的拷问把他逼到了绝境。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摄影不能介入太多。但凯文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当镜头对着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时，所谓的“不干预”只会显得冷酷无情。 获得普利策奖仅仅三个月后，凯文就没法承受这一切了。他在汽车排气管上套了根管子，把废气引到车里。留下一张纸条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凯文的死让我们开始反思：记者面对生死瞬间时，到底应该是继续记录还是放下摄像机去帮忙？这其实是个两难的选择。作为人我们想要伸出援手去减轻痛苦；作为记者我们又想客观地记录事实。 凯文·卡特的遭遇说明，舍弃人性去追求职业完美是行不通的。职业再光鲜也离不开道德底线的支撑。那张照片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深处的脆弱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