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慰安所，这给无数中国女性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日军不仅建立了这些机构，还进一步管理和转移受害妇女。到了1938年，上海的兵站司令部直接接手管理这些场所。吉林省档案馆后来公布的文件里清楚地记录了部队动用经费设立慰安所的证据。而早在1993年，日本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公开承认了日军在慰安妇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不过，这份承认并没有给受害者带来多少安慰，因为战争结束后，伤害并没有就此停止。日军曾给受害女性注射606药剂，试图控制性病传播，但剂量远超正常范围，导致许多人终身残疾。广西的韦绍兰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在1944年被抓进慰安所时才二十四岁，三个月后逃离了那个魔窟。回到现实中后，她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伤痛，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她生下了儿子罗善学，但这个孩子一生都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日子过得很艰辛。韦绍兰曾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这句话听起来轻描淡写，却充满了对生活的无奈和渴望。 日军慰安椅真正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享乐。它是用来泯灭人性和制造屈辱的工具。靠背被刻意设计成后倾的形状，一旦身体躺上去，重心就会失衡；皮带把手脚捆得死死的，让人动弹不得；甚至连该遮住的地方都被凿开了洞。这把椅子从来不是用来坐的，而是用来固定受害者的身体，剥夺她们反抗的权利。很多人看到这些细节后都会感到震惊：所谓“慰安”，离真正的安宁相差甚远。它更像是一个包装过的暴力系统，在战争期间被广泛应用于奴役和强奸中国女性。 上海、中国、吉林省档案馆、小英、广西、日本、李美金、江苏这些地名和人物都见证了那段黑暗的历史。江苏省某村的小英只有十七岁就被日军抓进了慰安所。她第一次见到那把恐怖的椅子时，屋子里又黑又潮。她后来多次试图自杀却被发现，换来的只有更严厉的殴打和折磨。她最终变成了一个没有知觉的机器，麻木地活着。1932年和1938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新阶段。 在日军内部还有其他形式的折磨手段：“四脚牛”和“压杆子”。“四脚牛”是指让人四肢撑地、头低下去弓着身体撑在刀上；“压杆子”是指把人绑在椅子上强迫腿抬起来直到身体无法承受为止。这些手段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目的：不让受害者轻易死去，而是让她们在恐惧中慢慢崩溃并看着她们崩溃的样子。这种对待方式表明了日军对人性的彻底漠视。 2019年韦绍兰去世时没有等到一句道歉；2023年罗善学也离开了人世；到了2023年11月《二十二》中的最后一位主人公李美金老人去世了。《三十二》到《二十二》的数字变化揭示了时间流逝对幸存者造成的巨大影响：拍《三十二》时还有三十二位幸存者在世；到了《二十二》只剩下二十二位幸存者依然活着。现在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已经不足十人且平均年龄接近百岁。 记忆这件事已经到了抢时间的地步。尽管那把椅子还在不在可能不再重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见证者一个接一个离去就对这段历史置之不理。历史需要有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才能勉强留存下来；只是我们也要明白留给它被讲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