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生育政策充满了矛盾，既有人性的一面，也有反人性的一面。无论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还是法家的“制民理论”，都把人口和劳动力视为国家强盛的基石。正是因为看重这种可控的人力，所以从秦朝到清朝，历代统治者都积极想办法鼓励老百姓结婚生子。这些政策不仅是为了增加人口，更是为了增强国力。不过，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就变得紧张起来，贫富差距拉大、土地兼并严重还有流民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都是土地资源有限导致的，这里就不细说了。 为了减轻老百姓结婚的负担，统治者想出了各种办法。首先是通过补助来缓解经济压力，比如给新婚夫妇发钱或者物资；其次是强制规定结婚年龄，规定男子14岁、女子13岁就必须成家。虽然理论上早婚是朝廷提倡的，但实际上很多贫苦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孩子的养育费用，往往会选择溺婴。苏东坡在写给朱鄂州的信里就提到，当地有些小户人家只养二男一女，超出的就直接把女婴扔掉了。这种做法非常残忍。 除了这些措施，古代中国还努力为大家创造结婚的机会。管仲给齐桓公出主意，把宫里的女子遣散回家嫁人；后来唐太宗也效仿这个做法，把宫女都放回家去，还鼓励鳏夫再婚、寡妇再嫁。虽然这不是强制要求的，但确实推动了民间婚姻的恢复。到了明朝时期，他们干脆把法定结婚年龄降到了男14岁、女13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很多底层百姓根本拿不出早婚所需的财力和社会资源；更让人痛心的是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和高昂的生育成本让早婚成了奢望。父母们养不起孩子就会溺婴，尤其是女婴被溺弃的比例非常高。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引起了古代官员的重视。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婚配困难就像现代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一样危害社会。在同治年间的《广信府志》里记载女婴溺杀的比例高达30%到40%，地方官员虽然想通过道德劝诫或者发禁令来解决问题，但因为乡间的控制力太弱效果也不大。 我国古代的生育鼓励政策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通过补助减轻负担的做法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在用。但强制婚育政策忽视了个人的感受和意愿，很容易导致家庭不幸。现在我们鼓励适龄者生孩子的时候更应该关注怎么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尊重个人意愿和维护社会秩序。只有这样，新生命才能在家庭和社会的温暖中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