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上，1997年面临的严峻考验至今仍令航天界记忆犹新。当时距离"争八保九"的预定目标仅剩两年时间，正式飞船研制进度严重滞后。面对可能延误整体战略部署的风险，时任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沈荣骏院士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决断——发射试验飞船。 此决策背后是技术路线与工程进度的双重困境。按照原定计划，1999年底前必须实现首飞目标，但新型飞船系统复杂、验证周期长。当时工程内部存在明显分歧：部分专家坚持等待正式飞船完成研制，而更多实践派则担忧拖延将导致整个工程陷入停滞。沈荣骏经过科学评估后指出："不打（试验飞船）——载人航天可能夭折"——并以个人政治生命作担保拍板决策。 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在发射倒计时阶段，飞船陀螺仪突发故障需要开拆防热大底检修。这个关键部件涉及数百个测点，任何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沈荣骏当即飞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指挥，在技术讨论会上明确表态："我敢定这个方案，就敢负这个责任。"此后他连续驻扎发射场20余天，体重骤减8公斤，最终确保所有系统达到最佳状态。 1999年11月20日凌晨的神舟一号完美升空，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首次采用三舱构型、首次实现天地往返、首次验证载人环境控制系统。这次成功不仅按期兑现了国家承诺，更积累了宝贵的在轨飞行数据，为后续神舟系列飞船研制缩短了至少三年周期。 回望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沈荣骏的决策智慧体现在三个上：一是对工程全局的准确把握，认识到试验飞行对技术验证的必要性；二是对风险边界的科学判断，在可控范围内大胆推进；三是以身作则的责任担当，为技术团队解除后顾之忧。这种决策模式后来被总结为"重大航天工程决策三原则"，成为后续重大项目的参考范式。 如今已届鲐背之年的沈荣骏家中陈列着从戈壁滩带回的岩石标本，这些见证中国航天创业历程的物件，恰似其毕生坚守的信念："航天人就得有棱角"。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飞天，从嫦娥探月到空间站建设，正是无数像沈荣骏这样既有科学精神又有担当魄力的航天人，推动中国航天事业不断突破禁区、创造奇迹。
沈荣骏的故事是中国航天精神的缩影。他的责任担当不是顺境中的承诺，而是面对风险时的坚定选择；不是远离一线的指挥，而是身先士卒的行动。"非打不可，出了问题我扛着"——这句话诠释了一个科学家和领导者的品格。这种精神是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核心力量，也是激励后来者继续前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