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南京江北图书馆里头搞了一场挺有深度的文学座谈会，把毕飞宇和乔叶都请来了，还有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的韩松刚以及青年作家马玉炜。大伙儿凑在一起聊，主要就是说咱们小时候的那些事儿，还有老家那个让人心头一热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文学中的故乡与童年”，讲起来不光是作家们在交换经验，更是在细究这些年咱们社会怎么变了，咱们的精神是怎么长出来的。 这场对谈是因为两个人都写了“我们小时候”这套书引发的。乔叶最近出了本儿童散文集叫《太阳落在了哪座山》，把她在豫北老家的日子写得特别细腻。毕飞宇那边是《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作为这系列的开山之作，已经再版了十二回了，这生命力说明写小时候的事儿特别有劲儿。虽然大家都是写小时候，可毕飞宇和乔叶看到的童年完全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就像两幅画儿似的。 这就说到了生活细节上的对比。乔叶讲起家里那匹怀孕的老马，最后卖掉的时候心里特难过。毕飞宇听了马上就戳到了点子上，说这背后其实是个大时代的问题。他提到在苏北老家那会儿，电影里的英雄才骑马上战场，耕地干活的主力是牛。关键在于以前那会儿东西都是公家的，老百姓跟牛不太容易建立那种像亲戚一样的感情。“卖”这个字一出来，他感觉脑子嗡的一下，“这差距”，毕飞宇感叹，“这就是两代人不一样的命。”从公有到私产，这俩字儿的变化，直接把咱们社会经济结构的大改变动了出来。 另一个好玩的例子是棉花。乔叶是“摘”棉花，毕飞宇是“拾”棉花。别看就一字之差，其实里面藏着大讲究。“摘”说明自己是主人去弄棉花，“拾”就是别人掉的或者剩下的自己捡着了。这不是简单的用词不一样，而是背后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权不一样。毕飞宇觉得带孩子读书的时候得注意这种细微的变化，这才是咱们从历史缝缝里看世界的有趣地方。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故乡”这个大话题。乔叶提了个很哲学的说法：“离开才拥有。”她说只有离家乡远了或者心里觉得远了，“故乡”才会变得清楚明白，才会更有价值。她写东西就一直跟土地连着呢。毕飞宇倒是觉得有点不一样。他说自己小时候老跟着父母搬家，老是东奔西跑没个定数的家好惦记。他笑说羡慕乔叶那种有实实在在故乡的人。对他来说真正的精神家园是靠看书看出来的。 毕飞宇还说了句挺实在的话：“我不觉得童年就一定是作家最重要的事。”他觉得关键看成年以后能不能回头看看那些事儿，能不能把它写成艺术。他觉得好的写儿童文学的人肯定是成熟的大人，因为他们经历过很多事还能保留那份相信的劲儿和幼稚。乔叶特别同意这个看法。她补充说，小时候的事儿能不能变成好东西写出来，全看以后懂得多不多、提炼得好不好。 这次对话可不光是教怎么写书这么简单，而是让咱们看到了时代的记忆和精神归属的讨论。毕飞宇和乔叶通过“马”的感情、“摘”和“拾”的意思，把大历史怎么钻进咱们小时候的生活里给讲透了。他们对故乡的理解也很有意思——有的是扎根在土地上的那种老家，有的是心里头自己建起来的精神世界。 最后这场对谈证明了文学的力量：它既能老老实实记下咱们的生活经历，又能把个人的记忆变成大家都能懂的感情。就像乔叶那书名里说的那样，“太阳”会落在每个人心里的那座山上。文学的价值就是照亮这条路让咱们看见过去的路是怎么走的，让个人的光芒最后都汇到人类共同的精神大海里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