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观点认为，方型的底款包含了瓷器制作工艺和历史的一部分，从最早的刀刻到后来的印章，都可以看到人们对审美的变化以及市场交易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05款、北京故宫博物院、宣德以及观复博物馆。 专家们在检查瓷器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翻转过来看看底部的款识。这种做法就像是挑西瓜时先拍打一下表面听听声音一样。底部那不起眼的印记里面，往往蕴藏着瓷器的年代、窑口以及制作工匠的心血。它不只是装饰品，更是隐藏着瓷器身世的秘密，能让沉默的器皿开口说话。 最早的款识就是使用刀在瓷胎上刻划出来的。宋代建盏上的“供御”两个字，用刀划出来的痕迹虽然浅而断续，边缘也有些粗糙，但因为年代久远工艺简陋而特别容易辨认。观复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建窑“供御”款兔毫盏就是一个例子。唐宋五代到两宋时期，凡是带有“官”字款的器物都不是官窑制作的。定窑白釉小钵底心上面那个小小的“官”字，其实是市井与宫廷之间的通行证。 到了明代开始改用毛笔蘸釉料直接书写在瓷器上，款识多了运笔的轻重缓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宣德祭蓝釉鱼莲纹盘上面有“大明宣德年制”六个楷书大字，每一笔每一划都充满力量和美感。 印章方式提高了效率但也消除了一些个性化特征。清代中晚期大量使用模印方法：把阳文款识凿进铜印中再蘸上釉水盖在器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光绪青花飞蝠纹笔筒就是典型例子。 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反映了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宋代“供御”二字体现了简约风格；宣德时期的楷书显示了明代尚青风尚；而清代光绪时期规整印款则反映了市井喧嚣。现在我们不一定都要成为鉴定专家，但多看几次底部的款识就会多一次与古人对话的机会——文字本身也告诉我们瓷器不仅是冷冰冰的土与火制成品，而是有故事、有温度、有江湖气息的生动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