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群众遇到纠纷往往第一时间想到“诉讼维权”，但现实中，矛盾多发于邻里、物业、劳动、消费、婚姻家事等领域，若一味“进法院、走程序”，不仅周期较长、成本较高，也容易把可协商的问题推向对抗。
如何把纠纷化解端口前移、把专业力量下沉到群众身边，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课题。
问题在于，基层矛盾纠纷具有“小额高频、情绪叠加、事实分散、主体多元”的特点，单一部门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处置。
过去一些纠纷存在“调解难落地、协议难兑现、部门难衔接”的痛点：调解组织缺乏法律把关，协议稳定性不足；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信任度不高，履行意愿不强；一旦调解失败或履行受阻，又需要重新走立案、审理、执行等流程，易造成“重复跑、反复跑”。
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治理资源分散。
公安、司法行政、信访、行业主管部门、社区网格等各有职能，若缺少统一平台统筹，容易出现信息壁垒与职责空转。
二是专业支撑不足。
调解虽强调柔性，但涉及事实认定、权利义务边界与风险提示，离不开法治化、专业化的规范引导。
三是程序衔接不畅。
从调解到司法确认、从裁判到执行，若缺少机制设计，群众的获得感就难以在“最后一公里”真正落地。
针对上述堵点，长春市南关区综治中心于2024年9月完成改造升级，推动法院从“轮值”向“实体入驻”转变。
这一变化不只是办公地点的调整，更体现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司法服务模式重塑：把审判执行资源嵌入矛盾纠纷化解的前端，把“能调尽调、应调先调”与“司法兜底”有效衔接，努力实现“进一扇门、解一揽事”。
据介绍，南关区人民法院依托综治平台，组建“四区七能”司法服务体系，配置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等力量，与综治中心导引前台协同运转。
在立案前阶段，通过信息互通、法律咨询和风险提示，为调解提供规范指引；调解达成后，依法开展司法确认，增强协议的可执行性与权威性；调解未果的案件，则通过立案、速裁快审、诉中再调解以及判后释法明理、督促执行等环节形成闭环，减少当事人往返奔波和程序“断点”。
这一做法带来的影响正在显现：纠纷化解更强调分流与前置，司法资源得以从“末端裁判”向“源头治理”延伸；多部门在同一平台内形成联动，既提升处置效率，也更有利于统一尺度、稳定预期。
数据显示，法院入驻综治中心以来，参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00余件，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的比例达到89.49%。
从效果看，调解并非“和稀泥”，而是以法治为底线、以程序为保障，让当事人把矛盾化解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小纠纷演变为大冲突。
在对策层面，南关区探索构建“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立体解纷体系。
横向上，推动与相关职能部门、调解组织、行业协会协同联动，做实裁审衔接和诉调对接，强化纠纷分类分流与归口处理；纵向上，以派出法庭为支点，将解纷力量向街乡、社区延伸，与14个街乡对接，形成“小区网格—社区—街乡综治中心—人民法庭”的四级调处链条，推动关口前移、就地化解。
通过网格化发现问题、社区化吸附矛盾、中心化统筹资源、法庭化提供兜底，减少纠纷层层上行与重复处置。
从前景看，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与法院深度融入，正在为基层治理提供可复制的路径：一方面，通过机制化协同，把“多头管”转变为“合力治”，实现矛盾联调、问题联治；另一方面，通过司法确认、执行衔接等制度工具，提升调解结果的稳定性与兑现率。
随着群众对“维权找综治”认知度提升，未来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少跑路、好办事”，推动社会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化解”转型。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的这一探索实践启示我们，司法机构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单纯的纠纷裁决者转变为社会治理的主动参与者，需要法院主动适应、积极作为。
通过实体入驻综治中心、建立立体解纷体系、推行调解优先机制，南关区法院实现了让"维权找综治"成为现实，使群众少跑路、好办事的目标。
这一模式的推广应用，有望进一步完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司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