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进入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关键阶段；一些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集中暴露：农业基础薄弱、生产秩序亟待理顺、干部队伍需要整顿、群众信心有待恢复。安徽作为传统农业省份之一，受自然条件和历史欠账等因素叠加影响，生产力水平相对偏低，恢复生产、改善民生压力较大。如何尽快形成抓发展、保供给、稳预期工作局面，考验着地方领导班子的能力与作风。 原因—— 该背景下，中央对干部配置作出重要考量：一上，将政治坚定、敢担当、能抓落实的干部安排到矛盾集中、任务繁重的地区；另一方面，通过合理使用长期经受考验的干部，释放重实干、鼓励作为的信号。据有关史料记载，1977年干部任用调整中，邓小平与华国锋就万里去向交换意见，认为安徽更需要能够打开局面的领导者。随后，中央于1977年6月作出决定，万里赴安徽任职并主持省委工作。 万里的工作经历与能力结构，是这一安排的重要依据。他早年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参与组织建设与民生工作，注重发动群众、整合资源、推进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市建设领域承担急难任务，组织实施重大工程；1975年前后在铁路系统整顿运输秩序、恢复运力，显示出统筹协调与攻坚能力。多次岗位变动与艰苦环境历练，使其形成务实作风和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 影响—— 这一人事调整有多重指向。其一，体现把干部放到最需要的地方、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岗位的用人导向。安徽情况复杂、基础薄弱，更需要能深入一线、敢抓敢管、推动落实的“打开局面型”干部。其二，折射出当时全国工作重心逐步转向恢复和发展，地方治理更加看重实绩与效率。其三，对地方干部队伍建设和社会预期产生直接影响：一位在重大任务中历练过、以实干著称的领导者到来，有助于凝聚共识、稳定人心，推动形成抓生产、抓秩序、抓作风的氛围。 对策—— 从当时的现实需要看，主政安徽的首要任务是以恢复发展为主线，兼顾多上工作： 一是以农业为基础，围绕粮食生产、农田水利、良种良法、组织动员等关键环节，推动生产秩序尽快回到稳定轨道。 二是以作风建设为抓手，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形成“问题在一线发现、办法在一线形成、成效在一线检验”的工作机制。 三是以政策落实为关键，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把各项政策用足用好，特别是在干部工作、农村生产、市场供应等领域，推动可操作、能落地的安排尽快见效。 四是以群众路线为根本，重视听取群众意见和基层探索，保护并激发基层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用实际成效回应民生关切。 前景—— 从更长周期看，1977年对安徽而言，是从恢复性治理迈向探索性改革的重要过渡期。将具有丰富组织动员与治理经验的干部配置到农业大省，有利于在稳住大局的基础上寻找破题路径，为后续制度创新与发展实践创造条件。可以预见，随着全国工作重心继续转向经济建设，各地将更需要一批既讲政治、又懂发展，善于把中央决策转化为基层行动的领导者，以实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整体提升。
历史往往在关键时刻把重任交给能扛事的人；万里同志主政安徽的这段经历，不仅是一段个人履职史，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转折时期的用人思路。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夕，正是无数像万里这样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党员干部，以行动推动事业前行。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干部路线是否正确，始终关系事业发展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