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消费动力不足制约内需潜力释放。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传统增长动能边际效应减弱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消费，已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抓手。但从现实看，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仍有不足，消费对经济循环的带动作用仍需增强。如何让更多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仍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问题。 原因——收入结构与分配格局影响消费基础。 消费的核心支撑来自居民收入。当前消费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仍有提升空间，且收入差距导致不同群体的消费倾向差异明显。通常，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更高，收入改善更容易转化为实际购买力；反之，若收入增长偏慢、预期不稳，消费行为往往更谨慎。同时，就业结构变化、部分行业收入波动，以及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压力，也在影响家庭消费决策，放大“想消费但预算受限”“有收入但不敢花”的矛盾。 影响——动能转换关键期更需要“增收”托底。 我国经济正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内需、创新和服务业升级。随着投资回报阶段性走低、外需不确定性增加，消费的重要性继续上升。如果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能力提升不同步，扩内需政策效果会被削弱，企业预期与投资意愿也可能受影响，进而扰动就业与收入的良性循环。推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消费韧性，也有助于稳定预期、促进社会流动，并服务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 对策——以系统性增收举措打通“收入—消费”循环。 中央已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将其纳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重要任务，发出通过制度安排提升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的政策信号。下一步，增收措施预计更强调系统协同与精准发力： 一是稳就业优先。就业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政策将更多聚焦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支持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加强对重点群体的精准帮扶，夯实工资性收入基础。 二是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围绕“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健全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通道，推动劳动者通过提升技能实现增收。 三是完善再分配调节。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工具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兜底支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减轻教育、医疗、养老、托育诸上负担，释放消费潜力。 四是拓宽财产性与经营性收入渠道。在守住风险底线前提下，完善与居民财富管理有关的制度安排，支持城乡居民依法合规增加财产性收入；同时优化营商环境和要素配置，帮助更多劳动者通过创业、灵活就业等方式提升经营性收入的稳定性和获得感。 五是以改革促预期改善。收入增长和消费回暖离不开稳定预期。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市场规则与监管、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有助于形成更稳定的社会预期，推动居民从偏向储蓄转向更合理的消费。 前景——增收与扩内需将形成更强政策协同。 从趋势看，居民增收计划的提出意味着扩内需将更多从“刺激端”转向“基础端”，从短期促销、补贴等手段，转为夯实收入与保障体系的中长期制度建设。随着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和就业质量提升，消费结构有望向服务型、品质型升级，带动相关产业扩容提质。更关键的是，当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形成更紧密联动，内需将成为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增长支撑，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提供更大回旋空间。
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只是数据层面的改善，更关系到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预期修复。把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提高劳动者报酬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结合起来，才能让更多家庭“钱袋子”更充实、消费更有底气，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形成更有韧性的内需支撑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