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集团从地产企业发展为多元化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其创始人许家印构建的资本与关系网络日益引发关注；随着企业债务危机爆发和涉及的人员接受调查,这个利益体系的运作模式逐渐浮出水面。 资本层面,香港商界人士在恒大早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恒大面临严重资金困境,香港新世界发展创办人郑裕彤联合其他投资者注资5亿美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次年,在相关方推动下,恒大成功在香港上市,市值迅速突破700亿港元。有一点是,郑裕彤在2015年企业鼎盛时期清空全部股份退出,其家族未受后续危机波及。另一位长期合作者刘銮雄自2008年起持续投入资金,在恒大多次资金紧张时提供支持,但最终在企业暴雷后遭受重大损失。 在政商关系上,多名曾地方任职的官员因违纪违法问题接受调查。原贵州省主要领导孙志刚在任期间,恒大在当地展开大规模投资,仅在毕节市的帮扶项目就达75亿元。2023年8月,孙志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后因受贿8.13亿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原辽宁省主要领导唐一军任职期间,恒大与沈阳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成为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企业控制该银行后套取巨额资金,造成1837亿元坏账。唐一军因受贿1.37亿余元被判无期徒刑。此外,原国家体育总局、深圳市、中信银行等单位的多名官员也因经济问题被查处。 在中介机构层面,国际知名审计机构普华永道长达14年为恒大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未能有效揭示企业财务风险。2024年9月,财政部依据相关法律对该机构及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在家族资产安排上,许家印前妻丁玉梅曾是恒大实业集团早期控股股东,财富一度达到210亿元。2022年双方完成离婚程序,但法院认定该行为缺乏真实感情破裂基础,具有明显避债动机。调查显示,大量资产通过离岸公司转移,相关人员持外国护照离境并海外购置房产、设立信托基金。当恒大2.4万亿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时,这部分资产已完成转移。 从恒大案例可以看出,企业过度依赖外部关系网络进行扩张,忽视自身经营能力建设和风险管控,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累积。当监管趋严、市场环境变化时,这种建立在非正常关系基础上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相关官员利用职权为企业提供便利,换取个人利益,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和政商关系。中介机构未能履行应尽职责,放任企业财务造假,加剧了风险扩散。 针对此类问题,监管部门已采取系列措施。一上加强对大型企业集团的风险监测和审慎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对涉案官员依法追责,对失职中介机构予以处罚。同时推动建立健全政商交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恒大案例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深层矛盾——当发展速度与治理能力脱节，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借助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悄然累积；只有把反腐惩贪与制度完善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防范重大经济风险，构建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