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寄生虫病防控仍需以科学发现夯实底座 寄生虫病与人群健康、畜牧业生产和生态安全密切涉及的，具有传播链条复杂、宿主多样、区域差异显著等特点。尤其是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往往“动物—环境—人”之间循环传播，既考验基层防治能力，也依赖对病原生活史、传播媒介与流行规律的长期研究。如何把科学发现转化为可操作的监测预警和防控方案，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原因——地方学术土壤与国家需求共同塑造科研方向 福州位于闽江下游、濒临东海，自古商贸往来频繁，近代以来教育与科学文化积累不断增强。城市发展与海洋、航运、贸易相伴，也使其更早接触近代科学与公共治理理念。唐崇惕1929年出生于福州，1954年从福建师范学院生物学系毕业后投身教学与科研，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工作，长期围绕寄生虫学开展系统研究，并于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学术成长轨迹表明：一上，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持续投入为人才提供了稳定平台；另一方面，寄生虫病防控的现实需求不断提出新问题，推动科学家将研究从实验室延伸到疫区和一线调查。 影响——多项关键发现提升我国寄生虫学研究与防控能力 长期以来，唐崇惕及其团队聚焦寄生虫病原学、流行病学与防治技术研究，多个领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成果。 在血吸虫病研究上，团队围绕日本血吸虫宿主体内出现异位寄生的现象，深入探讨其发生原因与机制，并提出相应防范思路，为临床识别与防控策略完善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婴幼儿绦虫病研究上，团队锁定传播环节中的关键因素，明确西里伯绦虫与人居环境中一种食肉性蚂蚁之间的传播关联，为切断传播链提供了新的方向，也提示防控工作需要更重视居住环境卫生与媒介控制。 包虫病研究上，团队对呼伦贝尔草原多房包虫病的病原及其中间宿主鼠类开展调查与研究，更厘清传播路径，为流行地区的风险评估、监测布点与综合干预提供了科学支撑。 畜牧寄生虫病研究上，团队对牛羊胰脏吸虫、肝脏双腔吸虫等寄生虫的生活史与传播规律进行阐明，丰富了我国畜牧寄生虫病基础资料，有助于降低养殖损失、提升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海洋经济相关疾病研究上，团队关注我国南方沿海经济贝类相关吸虫病原，围绕生活史与预防对策开展研究，为海洋渔业与公共卫生协同治理提供了学术支持。 这些成果的共同特点在于：以扎实的基础研究揭示“从哪里来、如何传播、怎样致病”的关键链条，并据此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干预建议，推动我国寄生虫学研究从经验防治走向科学精准。 对策——以“基础研究+现场调查+成果转化”提升防控效能 从寄生虫病防控规律看，单一措施难以奏效，必须坚持多部门协同、科研与防治联动。其一，持续加强病原与媒介研究，完善生活史、宿主谱与传播机制数据库，为监测预警提供底层数据。其二，强化重点地区现场调查和长期随访，推动科研问题从一线提出、在一线验证。其三，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与技术下沉，将实验室发现转化为可执行的监测指标、健康教育要点和环境治理方案。其四，加强“人—畜—环境”一体化治理理念在基层落地，推动公共卫生、农业农村、林草生态等部门形成数据共享与联防联控机制。 前景——以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支撑公共卫生现代化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人员流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等因素，可能改变部分寄生虫病的分布格局与传播风险。面向未来，寄生虫学研究不仅要服务传统地方病防控，也要更主动融入国家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这个背景下，唐崇惕的学术实践具有启示意义：坚持面向国家需求、重视基础理论突破、长期深耕重点病种与重点区域，同时注重学科梯队建设与青年人才培养，才能在复杂公共卫生挑战面前保持科研与防控能力的持续供给。
从福州走出的唐崇惕，以数十年持续的研究与育人实践，展现了科学家面向国家需求、回应民生关切的学术担当；寄生虫病防控的成效，既依赖实验室的创新，也离不开现场的验证与制度化的协同治理。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应用一线，形成可持续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是对前辈学者精神的延续，也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