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72岁的肖劲光大将反复修改一封写给中央领导的亲笔信。作为新中国首任海军司令员，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牵挂着一桩始于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问题的焦点，源于1933年9月的黎川保卫战。当时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三个精锐师围攻黎川。肖劲光任闽赣军区司令员，面对主力部队被调离、守城兵力不足的局面，为保存力量组织撤退。该从战场实际出发的决定，却因不符合当时“左”倾路线强调的“御敌于国门之外”阵地战方针，被错误定性为“退却逃跑”。更深的背景，是当时党内军事指挥权的特殊格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教条主义战术，要求红军与装备占优的敌军打阵地消耗战。史料显示，在肖劲光提出撤退建议前，黎川守军仅剩一个教导队和少量地方武装；而攻城之敌兵力约为守军十倍，并配有重炮和空中支援。此事的影响随后扩大。1934年1月，肖劲光被开除党籍、军籍并判处五年监禁，成为当时“反罗明路线”运动中的典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过问下才恢复工作，但对应的历史评价长期未能彻底澄清，成为他心中难解的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肖劲光抓住时机向中央提交说明材料。他在信中没有强调个人委屈，也未否定组织决定，而是用具体的作战数据还原当时情境，体现出老党员对组织的尊重和以事实说话的态度。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这封信的意义不止于个人。它既是对自身历史结论的最后说明，也是一种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1980年代初，中央有关部门重新审查相关史料，最终对黎川战役等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一封来自病榻的信，追问的是历史的真相与组织的公正。将被误读的决策放回当时的战场条件与指挥体系中检验，把被简单化的结论交由证据与程序重新裁定，既是对老一辈革命者的告慰，也提醒今天：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完善机制，才能让担当者更有底气，让历史更有公论，让事业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