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辈子攒下的所谓“平安符”，其实就是他做人的良心。他是那种好心到了底的大好人，两岁的时候亲妈走了，后妈还老挑刺儿，全靠村里的老人们看不下去，时常接济他。16岁那年市里招工，全乡就给了两个名额，他被乡里硬保送去了，这下算是跳出了农门。家里早些年定的亲事也成了，我们一家子也就彻底进了城。 他成了国企的第一批工人，老板还公费把他送到上海学习，又送到北京培训，后来顺顺当当入了党，还当上了企业的中层。可这人记吃不记打，村里只要一找他帮忙，他就绝对有求必应。小时候家里的地板上经常睡着老家来办事的人，要么是在外头没地儿睡的亲戚，要么是夜里搭铺的老乡。 那会儿旅社贵得离谱还得要介绍信，有次有个女孩拿了张一眼假的百元大钞找我爸换零钱，还说自己快饿死了这是最后一百块钱了。我爸看她可怜巴巴的样儿心软了，把钱给她换开了，可回头又把那张假钞给撕了。我当时挺纳闷儿的，他说一个女孩子在外头混到去骗人肯定是遇上了难处，能帮就帮一把，咱们家还撑得住。 他做的好事数都数不清，小时候家里常常有人拿着点心水果上门感谢的。我妈倒老是因为这些吃亏跟他吵架，他就好声好气地劝我妈，还把家里的活儿大包大揽了下来。计划生育那阵子抓得严，我妈东躲西藏的全靠村里婶婶大娘们照应，好不容易生下了弟弟。那时候要是谁家要了男孩可是要被举报的风险可高了去了。 他那时候因为这事被降了职又扣了工资，反倒更有干劲儿了。下了班就去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那时候春都火腿肠和北京方便面可是孩子们的最爱。他就去进点货在街口摆摊卖。他说方便孩子们吃个零嘴儿。 为了给我们补营养他可真是下了血本啊：养过蜗牛种过蘑菇、还跑老远去贩大米。我和姐姐进了体制内工作，弟弟北上广开公司生意也挺稳当。赶上了下岗潮的时候厂子的人事部门特意来找他办了提前内退手续，好歹保住了他的基本生活。 后来父亲走了没多久厂子也就没了影子，但葬礼那天来的人还是不少。其中有位叔叔正好是管后勤的主任专管红白事的人，说起我爸以前的事儿那是感慨万千。 如今父亲离开快十年了。每年十月一婆婆和老公都会买好父亲的寒衣用品陪着我去坟头烧掉。（我心里真的很感激）后来遇到个算命的先生跟我说咱们这一家子享了我爸的福一辈子都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