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我国律师队伍增长明显，律师供给与司法承载能力、行业治理能力之间的匹配问题受到关注；何兵在文章中梳理称，律师制度恢复初期全国律师数量很少，此后持续增长，近年来增速尤为突出。司法行政部门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全国律师总数已达65万余人，每万人拥有律师数约4.4名，且仍在较快增长。，人民法院近年来审判执行案件量持续处于高位，司法资源紧张问题仍然存在。在办案压力下，民商事领域通过程序机制优化提升效率，小额纠纷等案件处理机制也在调整；刑事领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广泛适用。何兵认为，效率取向的制度调整在缓解压力的同时，也会影响以合议、两审终审、充分辩论等为特征的程序结构，审判质量与程序保障如何平衡仍需持续评估。 （原因）业内“律师越多越好”的观念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市场基础，一些地方还将律所发展与就业、税源增长等目标挂钩，推动律所设立分支、扩大规模。何兵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律师职业定位在实践中有时被弱化为一般商业服务，律所集团化、连锁化、商业化运营趋势上升，容易催生以流量、营销为导向的执业行为。职业属性不清也会削弱规范依据：例如个别案件中，律师对外披露案情材料的边界如何把握、如何在公共表达与司法秩序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仅以一般意义的表达权利来解释，可能忽视律师作为“准司法人员”应遵守更严格职业伦理与程序纪律的要求。 （影响）何兵以美国经验为镜鉴指出，律师数量长期攀升与社会诉讼文化相互强化，可能助长“诉讼社会”倾向，推高社会治理成本并形成路径依赖。资料显示，美国律师总量在一个多世纪内显著扩张，律师人口占比不断上升，社会运行对诉讼与法律服务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强。在他看来，一旦庞大律师群体形成并深度嵌入立法、司法与行政等领域，再推动规模回调难度很大，有关利益格局也更容易固化。对我国而言，如果在规则、监管、伦理和市场秩序尚未同步完善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高增速扩张，可能加剧行业同质化竞争，诱发不规范执业和商业炒作，并更传导至司法环节与社会预期。 （对策）何兵建议，将律师队伍建设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和“治理导向”，在总量、结构与能力上统筹施策：一是完善准入与培养体系，强化对职业能力、伦理素养与公共责任的考核，推动人才供给与法治建设需求更好匹配；二是健全行业治理规则，明确律师职业属性与边界，压实律所内部管理责任，加强对不当营销、违规披露、利益冲突等行为的监管与惩戒；三是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方式，引导资源向基层、薄弱地区和重点领域流动，通过制度设计提升服务可及性，而不是单纯依靠数量扩张；四是规范地方以就业、税收为主要目标推动律所扩张的做法，避免行业发展偏离法治建设本源。 （前景）何兵提到，日本曾在一段时期效仿美国增加律师供给，但在相关社会问题显现后调整政策，转向更强调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培养路径。他认为，我国律师人口比例与日本相近，若长期放任高增速增长，可能滑向难以回头的“美国式困局”。在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司法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律师行业的发展既是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必须建立在职业伦理、制度边界与治理能力同步提升的基础之上。如何在增加法律服务供给与维护司法权威、程序公正之间取得更稳健的平衡，将成为下一阶段行业治理的关键议题。
律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法治运行的状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期，既要避免“律师荒”影响司法服务供给，也要防范“诉讼爆炸”过度消耗社会资源——需要立足国情的长期视角——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并审慎权衡。这场关于行业规模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对法治中国建设路径的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