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清洁投入加速与化石依赖上升并存，亚洲转型矛盾凸显。分论坛信息显示，亚洲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预计2025年本地区太阳能、风能投资占全球比重分别约为65%和64%，新增装机规模持续增长。但此外，化石燃料区域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降反升，由约78%升至83%，有关碳排放占本地区排放的比重达74%。清洁能源增长很快，能源结构调整却相对缓慢，再叠加能源价格波动、地缘冲突外溢和供应链扰动等因素，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保供与减排之间出现阶段性拉扯。 原因：资源禀赋差异、系统消纳能力不足与投资分布不均，共同放大“转型悖论”。与会人士认为，亚洲经济体量大、人口密度高、产业体系完整，用能需求刚性强，短期内对煤电、油气等“可控可调”能源仍有现实依赖；同时，新能源具有波动性和间歇性，对电网灵活调节、电力市场机制、储能与调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旦电网基础薄弱或跨区调度受限，新能源难以高比例、稳定接入，反过来又促使部分地区加码化石能源以保障供电安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负责人在会上指出，2024年亚洲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约410吉瓦，占全球新增总量七成以上；东盟正从能源需求高地走向转型前沿，区域内光伏发电成本较化石能源低约53%，经济性优势明显。但投资分布不均依然突出，2020年至2023年亚太地区10个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得全球能源转型投资约1.4%。资金、技术、人才与项目储备差距，导致“具备条件的转得更快、基础薄弱的更难转”。 影响：能源安全与产业竞争格局被重塑，合作成为降低风险成本的“必选项”。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负责人在论坛上表示，中东局势使石油、天然气及化肥等大宗商品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继续凸显能源多元化的战略价值：外部冲击越频繁，越需要更稳定的本地清洁能源与多通道供给体系，降低对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的暴露度。她同时提到，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2.3万亿美元，连续第二年超过化石燃料投资，为亚洲深化合作提供了资金与产业基础。多位嘉宾认为，能源转型已不只是环保议题，更与制造业竞争力、数字经济承载能力、关键矿产与设备供应链安全紧密相关。谁能率先形成高比例清洁电力与可靠电网体系，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产业布局中占得先机。 对策：以技术与产业“双轮驱动”，以互联互通与治理金融“两个支撑”打通跨境合作堵点。企业代表提出，可再生能源正在改变传统能源安全逻辑：过去依赖资源输出的模式难以复制，而光伏、风电等项目具备长周期稳定运行特征，可支持城市园区乃至家庭逐步提高能源自给能力。随着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用电需求增长，稳定、低成本的绿色电力正成为吸引新产业落地的重要条件。针对跨境合作难点，与会人士普遍提出五上建议：一是建立稳定、可预期的政策框架，降低项目收益不确定性；二是提升电网强度并优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落地；三是推动开放协同的国际合作模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四是完善储能、调峰、电力市场等配套机制，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五是创新融资工具与风险分担机制，让更多发展中经济体获得可负担的转型资金。 互联互通上，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相关负责人强调，跨境电网互联是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开发与消纳的重要支撑。亚洲人口约占全球六成、经济总量约占一半、碳排放超过一半，但可再生能源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仍仅约15%，转型窗口期紧迫。通过跨国跨区域电网联通，可实现南北季节差、东西时差、跨流域水文差以及资源与价格差互补，提高系统整体效率。与会人士认为，超高压远距离输电、智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等关键技术不断成熟：中国特高压工程在国内支撑大规模新能源开发，欧洲互联电网也实现北欧水电、北海风电与南欧光伏的灵活调配，亚洲具备推进更大范围互联的工程基础。下一步重点在于推动规划对接、技术标准互认、并网规则协调和运维数据共享，把分散项目连成区域能源网络。 治理与金融支撑上，与会人士提出，跨境合作既是工程问题，也是制度与规则问题。应区域层面形成更可执行的电力交易与结算安排，探索跨境绿电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互认、碳核算与信息披露协同，降低交易与合规成本。金融端可更多引入多边开发机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资本的“组合融资”，通过担保、保险、风险补偿与汇率对冲等工具，缓释长周期基础设施项目的政治与市场风险；同时以绿色债券、转型债券、基础设施公募基金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和脆弱经济体的融资可及性，让转型成果覆盖更多群体。 前景：亚洲新能源合作将从“项目合作”走向“体系合作”，以绿色、智能、韧性为方向加快成形。多方共识认为，亚洲新能源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以清洁能源与电气化为支柱，以更大范围互联互通实现优化配置。未来区域合作的重点，不仅在装机规模增长，更在于构建能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源系统：一上以跨境电网与灵活调节资源提升系统稳定性，另一方面以制度协同与金融创新缩小发展差距，推动更多国家共享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带来的红利。随着清洁能源成本继续下行、产业链配套更加完善，亚洲有望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加快实现减排目标，并在全球绿色产业竞争中形成新的增长极。
破解“绿色转型悖论”，关键在于从单一项目竞速转向系统能力建设，从各自为战转向规则、标准、网络与金融的联合推进。只有把能源安全、经济可承受与社会公平统筹起来，让跨境互联真正服务于稳定供电与普惠发展，亚洲新能源合作才能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夯实韧性基础，为区域共同繁荣提供更可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