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大决口，苏北平原二十一处决口导致漕运中断。正值三藩战事关键时刻，粮道梗阻直接威胁前线。靳辅临危受命出任河道总督，其幕僚陈潢提出的系统性治河方案成为扭转危局的突破口。 这对搭档将潘季驯"筑堤束水"理论发展为"分流杀势"与"合流攻沙"相结合的体系。六年间，他们以九万两白银完成原定五十万两的清水潭工程，使黄河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归故道。康熙南巡时盛赞其功，陈潢获赐四品官服。 转机出现在屯田政策上。为弥补治河经费，陈潢将退水荒地分予灾民耕种，这触及了豪强的利益。当清查出土豪隐占土地时，陈潢的严格执法引发强烈反弹。御史郭琇随即弹劾，以"国之蠹、民之雠"的罪名将这位功臣投入大牢。 深层分歧源于治河理念的差异。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分流减灾"，靳辅团队坚持"保漕优先"。这种技术路线之争最终演变为政治倾轧。当时朝廷每年河工拨款占财政支出10%，巨大的利益链条使治河工程成为权力争夺的舞台。 历史学者指出，陈潢案暴露了传统社会"技术理性"与"政治逻辑"的根本冲突。屯田方案本可形成治水—垦荒—安民的良性循环，但在土地兼并严重的康熙朝，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注定困难重重。
靳辅、陈潢治河初见成效却终陷纷争——反映的不仅是个人际遇——更是公共治理的永恒课题。当专业方案触及利益格局，单靠技术难以突破。唯有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公开监督与社会共识同向发力，才能让治水之功与民心所向相互支撑，使民生工程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