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国际经贸往来提速对高质量争议解决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和服务合作持续扩大，国际商事纠纷呈现主体多元、法律适用复杂、证据与送达跨境链条长等特点。对企业而言，纠纷解决的周期、成本和结果可预期性直接影响交易安全与投资信心。对城市而言，能否提供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兼具效率与公正的争议解决服务，已成为营商环境和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建设专业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争议解决平台成为现实需要。 原因——以制度供给回应开放型经济与湾区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 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对外开放门户，外向型经济活跃，涉外商事纠纷量大面广。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并存，跨境商事活动高度频繁，争议解决既需要司法权威支撑，也需要调解、仲裁等多元方式协同发力。广州法院长期涉外审判、跨境送达、域外法查明和在线诉讼服务诸上推进改革探索，积累了实践基础。此次广州国际商事法庭获批设立，既是对既有实践的制度化提升，也是以更强司法供给服务高水平开放、强化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的重要举措。 影响——从“有平台”到“强规则”，提升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综合能力 广州国际商事法庭定位为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平台。其成立发出明确信号：广州将更提升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完善与调解、仲裁的衔接机制，增强当事人对争议解决的选择便利与结果稳定预期。发布的三份配套文件中，《广州国际商事法庭规程》为审理机制、运行管理提供制度框架；《协议管辖示范条款》引导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实现更高效的管辖安排，提升管辖确定性；《广州法院国际商事纠纷调解规则》则针对国际商事纠纷调解“程序不一、标准不明、跨境协同难”等痛点，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路径。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广州法院国际商事纠纷调解规则》为全国首个专门面向国际商事纠纷的调解规则，共21条，覆盖适用范围、启动方式、调解员选任、程序流程、司法确认及数字化支持等关键环节，力求以明确规则降低沟通成本，以程序规范增强调解公信力，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复制、可预期的调解指引。 对策——以专业审判、多元解纷和数字化服务构建一体化解决方案 一是优化专业化审判供给，提升案件处理能力。广州法院近年来持续推进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管辖，探索专业合议庭建设，逐步形成“特定管辖法院、专门审判机构、专业审判人员”的审判格局。有关举措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积累规则经验、提升效率，并以典型案件裁判规则增强市场预期稳定性。 二是健全多元解纷体系，推动调解、仲裁、诉讼高效衔接。新发布的调解规则体现务实导向和创新思路，充分利用大湾区多法域优势，将港澳特邀调解员纳入委托调解体系，增强跨境沟通的语言、规则与商业习惯适配度。通过程序衔接与司法确认机制，推动调解成果更快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为当事人提供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解决方式。 三是强化数字化支撑，降低跨境当事人制度性交易成本。规则明确当事人可通过“授权见证通”等方式完成线授权委托，便利境外当事人参与调解及诉讼相关程序。结合既有域外法查明等平台建设经验，广州法院持续推进跨境诉讼服务便利化，有助于解决跨境参与难、周期长、成本高等长期痛点，提升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可达性与便捷度。 前景——以规则引领与案例积累增强国际竞争力 据介绍，广州法院近五年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2.96万件，涉及全球七大洲、150多个司法管辖区，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和机制创新。2025年将迎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庭成立二十周年。面向未来，广州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有望在三上形成更强带动效应：其一，通过稳定透明的规则体系与更高效的程序安排，增强跨境交易安全与城市法治竞争力；其二，通过湾区协同、多元解纷与数字化能力叠加，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争议解决“优选地”；其三，通过典型案件裁判规则的持续供给，推动与国际商事规则更好衔接，为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广州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不仅是司法改革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注脚。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以法治软实力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或将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提供新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