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末期，东南沿海的吴越国却体现为少见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其治下的杭州、明州港口“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成为当时难得的经济与文化重地。此局面的形成，与钱氏家族三代持续推行的“保境安民”政策密切对应的。作为吴越国第五任君主，钱俶于947年继位后，很快面对严峻的地缘政治压力。彼时中原已显统一之势，北宋建立后，南方割据政权相继被平定。974年南唐求援时，钱俶选择配合宋军作战，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历史学者指出，这一选择既呼应其祖父钱镠“宜速归附”的遗训，也基于对双方实力差距的现实评估。976年钱俶首次朝觐，宋太祖以“剑履上殿”等殊礼相待，并将群臣要求武力迫降的奏章尽数交予钱俶阅览。这一带有政治分寸的安排，为两年后的和平归附奠定了基础。978年纳土归宋时，钱俶携三千宗亲北迁，完整移交行政档案与户籍资料，使江南地区得以避免再陷战火。与同期南唐李煜抵抗导致金陵遭劫的结局相比，钱俶的选择保住了吴越地区积累的经济与文化成果。考古发现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侧证：其墓志铭因名讳错刻而在战乱中得以保存，1981年重新确认墓主身份的过程，也成为这段和平过渡历史的一个具体注脚。
钱俶纳土归宋，是五代十国走向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墓志误名也提醒人们，历史不仅写在史书里，也刻在经年风雨的石刻上。如何在尊重证据的基础上还原事实、在顺应大势的同时兼顾民生，是今天回望这段往事仍可汲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