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生境破碎与资源压力叠加，保护任务更趋复杂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多重挑战，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以及非法猎捕和非法贸易等因素相互叠加，给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带来长期压力。
我国地域广阔、生态类型多样，珍稀濒危物种分布跨区域、跨生态带，保护对象数量多、涉及链条长，既要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也要回应公众对生态产品与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
特别是药用与芳香植物等资源，兼具生态价值与健康、生计属性，如何实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平衡，成为重要课题。
原因：制度体系持续完善与工程化治理发力，推动保护“从点到网”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加快成型，推动保护从单点修复转向系统治理。
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覆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为旗舰物种和关键生态系统提供更稳定的空间保障。
同时，以科学划定与精细管理为抓手，我国划定首批789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确定1140处鸟类迁飞通道，建立500余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补齐部分地区就地保护空白。
这一系列举措，强化了对关键区域、关键季节、关键物种的精准保护，也为后续生态廊道建设、栖息地连通性提升奠定基础。
影响：种群恢复向好，保护范围扩大，治理能力加快提升 监测结果显示，多类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持续增长，大熊猫、雪豹、东北虎、东北豹、朱鹮等物种恢复态势稳定。
野生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野外种群数量达4000余株，华盖木增至1.5万株，白旗兜兰增至200余株，峨眉拟单性木兰增至3200株，漾濞槭超过万株，巧家五针松增至3000株，反映出栖息地保护、就地保育和科学修复的综合成效正在显现。
从管理体系看，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达988种（类）、野生植物约1200种，“三有”陆生野生动物达1924种，保护对象和范围持续拓展。
迁地保护网络同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近600家，围绕大熊猫、朱鹮、雪豹等物种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放归与救护。
穿山甲人工繁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繁育出子二代，体现出科研与救护能力的提升。
围绕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安全，我国已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3个野生植物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7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收集保存2.8万余种野生植物，并推动300多种野生植物回归野外。
以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我国主题“保护野生植物开创健康未来”为契机，国家植物园启动14家植物园联合特展，集中展示红豆杉、石斛、土沉香等珍稀濒危药用芳香植物活体植株及相关研究进展，折射出“科研—保育—科普”协同推进的新趋势。
对策：强化栖息地刚性约束，打通“就地+迁地+执法+合作”链条 业内人士指出，下一阶段提升保护成效，关键在于把“划定”转化为“管住、管好、管出质量”。
一是强化重要栖息地与迁飞通道的保护管理，推进监测评估常态化，提升保护地与周边区域的协同治理水平，增强生态廊道连通性，减少生境破碎化影响。
二是完善救护繁育与放归机制，提升疫源疫病防控、野外适应性训练与放归后监测能力，确保“救得回、放得出、活得好”。
三是以种质资源保护为底座，提升迁地保护网络的覆盖面与精细化水平，推动濒危植物抢救性保护与回归自然的科学评估。
四是持续推进法律制度与工作机制完善，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与专项行动，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认真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义务，加强与亚洲象、虎、雪豹等分布国合作，参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相关工作，推动与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国在鸟类保护领域合作，形成共护共享的国际合力。
前景：“十五五”聚焦工程化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更重系统性与协同性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林草局将围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系列保护工程项目，组织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健全法规制度与工作机制，稳妥推进大熊猫国际合作和野生动植物履约合作，持续加强科普宣传，并主动强化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
从趋势看，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将更加注重以科学监测支撑决策、以空间管控守住底线、以系统修复提升质量、以社会参与汇聚合力，推动保护从“数量扩面”向“质量提升”转变，进一步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本底。
野生动植物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
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充分体现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发展理念。
从789处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划定，到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的持续增长，再到野生植物保护网络的不断完善，这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正在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面向未来，只有坚持保护优先、科学管理、国际合作，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遗产，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