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最后一搏 面对全国性罢工浪潮与政权运转失灵，罹患重病的巴列维国王于1978年11月6日任命帝国卫队司令艾兹哈里组建军政府；该决策原本希望以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却反映出王权体系已陷入根本性危机——此前与世俗反对派“民族阵线”的谈判破裂；反对派领袖桑贾比在巴黎会见流亡宗教领袖霍梅尼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否定君主制合法性，将原本分散的反王室力量推向更紧密的联合。 战略失误激化矛盾 军政府的成立被认为集中暴露了巴列维政权的三项关键失误：其一，在公信力急剧下滑时更强化军事管控，刺激社会反弹；其二，未赋予军政府足够的处置权限，使其既难以有效维稳，也难以形成威慑；其三，国王在电视讲话中突然承认“历史错误”，发出退让信号，反而加重外界对统治集团分裂的判断。霍梅尼随即抓住这个窗口期，从巴黎呼吁民众升级抗争，并推动部分军队出现动摇。 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 军政府运作期间，伊朗社会秩序进一步下滑。据当时中央银行披露，183名权贵转移资产外逃引发强烈不满，国家媒体机构也集体转向革命阵营。美国卡特政府的评估报告指出，王室核心支持者的大规模撤离意味着统治基础已出现不可逆的崩塌。更具转折意义的是，在什叶派圣月期间，霍梅尼以宗教动员削弱军政府管制效果，使有关措施难以落地，最终推动1979年1月王朝倾覆。 历史镜鉴与现实启示 分析人士认为，巴列维军政府的失败折射出威权体制在转型压力下的治理困境：当系统性危机爆发，仅靠技术性调整或临时性强硬措施，往往会进一步暴露统治的脆弱。伊朗案例也表明，忽视宗教力量与社会诉求、依赖单一军事手段处理政治危机，在现代政治变局中很容易适得其反。当前中东仍有多国面临相近的治理挑战，这段历史仍具研究价值。
伊朗革命进程表明，当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同时受损时，单靠紧急组阁或有限强制手段难以扭转局势；相反，政策信号前后不一、执行权威分散，可能加速社会对既有秩序的“集体失望”。在动员能力持续上升、精英分化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危机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权宜措施是否更强硬，而在于能否提出可信的政治路径与可持续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