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独立。这个面积728平方公里的岛国随即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首任总理李光耀在建国演说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是法律至上的现代社会，而非传统人情社会。”在当时东南亚普遍强调文化复兴的氛围中，该表态显得格外超前。
国家治理从来不是靠单一因素取胜。新加坡独立前后的选择提醒人们：在资源有限、社会多元、外部压力叠加的环境中，持久的安全感来自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对所有人一体适用的制度安排。文化能够滋养社会，但让社会在分歧中仍能合作、在变化中保持秩序的，归根到底是规则的建立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