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传播的背景下，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海外译介工作日益成为跨文化对话的关键环节；伊朗汉学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的实践，为这个领域提供了宝贵经验。 问题：中华经典外译的挑战 中华典籍的语言高度凝练，蕴含深厚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语境，而目标语读者往往缺乏涉及的背景知识，导致“字面可懂、义理却偏”的现象。艾森指出，翻译的最大难点并非词汇对译，而是如何传递典籍背后的概念体系和文化逻辑。例如，《论语》中的“仁”、《道德经》中的“道”等核心概念，在波斯语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 原因：文化差异与诠释隔阂 中伊两国虽同属东方文明，但在语言结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上存在显著差异。艾森发现，尽管儒家思想与波斯传统伦理在“以民为本”“仁爱施政”等理念上存在共鸣，但具体表述和语境仍需细致梳理。此外，典籍的注疏传统和互文性继续增加了翻译的复杂性。 影响：推动文明互鉴的契机 中华典籍的译介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明对话的桥梁。艾森强调，通过翻译，伊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核，而中国学者也能从波斯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自身传统。这种双向互动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为全球文明交流提供新范式。 对策：构建“理解路径”与“共同阐释”机制 为跨越诠释隔阂，艾森提出三上策略：一是补充语境，在译文前加入历史背景和思想脉络；二是建立稳定的术语体系，对关键概念进行选择性说明；三是推动“共同阐释”，邀请目标语学者和中文学者协作评审，确保译文的准确性与可读性。他强调，翻译应超越文本转写，致力于搭建“可抵达经典意义的解释机制”。 前景：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鉴 艾森认为，中华典籍“出海”需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他建议分三步推进：先倾听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再联合多国学者共同生产译本，最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长期对话。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中伊文化交流，也可为其他文明的经典传播提供借鉴。
典籍是跨越时空的思想载体，也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让中华经典真正被海外读者理解——关键不在于简单翻译文字——而在于建立理解的渠道和对话的机制。当不同文明通过共同阅读和阐释增进理解、减少误解时，典籍蕴含的智慧才能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持续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