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诈骗犯罪长期高发，智能化趋势明显。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发布会上表示，诈骗犯罪多年来始终位居人民法院新收刑事案件数量前列。近五年数据显示，一审新收诈骗刑事案件在2022年降至5.2万件后出现回升，2024年达到9.4万件，2025年为9.3万件，最高与最低年份相比增长81.2%。有一点是，在全国法院一审新收刑事案件总量整体下降的背景下，诈骗案件仍处于高位并逆势走高，说明此类犯罪具有较强的顽固性、扩散性，治理难度也在加大。 原因：技术赋能叠加黑灰产业链，使诈骗更趋“低成本、高效率”。从作案样态看，虚假投资理财、虚假销售、冒充客服等传统模式仍然高发，反映出犯罪分子持续利用群众心理弱点和信息不对称。此外，新技术被快速用于犯罪，话术和流程不断更新，一些案件中出现利用换脸、深度伪造等方式冒充熟人、伪造身份或制造“可信证据”的情况。更深层的推动力量在于上下游分工更加细化：引流、推广、养号、话术培训、洗钱转移等环节相互配合，部分不法分子借助所谓“引流脚本”“推广工具”等黑产手段，通过虚假宣传、利益诱导、情感操控等方式扩散信息，批量筛选潜在受害人，形成规模化、工业化运作。 影响：隐蔽性更强、得逞率上升，财产风险与社会信任成本同步抬高。诈骗智能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作案更具迷惑性，识别与取证难度增加。深度伪造技术降低了冒充门槛，叠加多平台传播和跨地域组织化作案，使传统“事后追查”在时间和链条上都面临更大压力。对社会而言，手段不断翻新不仅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会削弱正常商业交易与网络交往的信任基础，推高企业合规成本和平台治理压力。对司法与治理而言，案件数量高位运行与技术快速迭代叠加，亟需在实体认定、证据规则、财产处置与类案裁判尺度上形成更统一、更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对策：依法从严惩治与精准适用政策并重，突出追赃挽损和分类治理。最高法表示，将针对诈骗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加强研究，运用对应的答疑与案例资源作用，及时梳理审判实践中的争议问题，推动裁判标准统一。发布会上透露，最高法经调研论证起草了《关于审理诈骗刑事案件的意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拟适时发布。该意见将着力指导各地法院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明确打击重点，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以及相关罪名之间的界限，防止“以刑代民”或“该刑不刑”。同时，将强调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强化追赃挽损，尽最大可能挽回被害人损失、维护群众财产安全。业内人士指出，面对智能化诈骗，司法治理需要与行业治理、平台治理合力推进，既要在打击链条上向“引流—实施—转移”全环节延伸，也要在证据固定、资金流向追踪、跨区域协作各上形成更高效的机制衔接。 前景：统一裁判规则与综合治理并行，防范打击将向专业化、体系化升级。随着审判指导意见的完善与发布，诈骗案件定罪量刑、证据审查、财产处置等上有望继续明确尺度，提升裁判可预期性与震慑效果。可以预见，针对深度伪造等新技术滥用，司法机关将更注重从犯罪链条和技术特征出发完善证明体系，推动对关键环节人员、组织者及技术支撑者的精准打击。与此同时，公众防范意识、金融机构风控能力、互联网平台治理水平等因素，也将共同影响治理成效。只有在依法严惩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黑灰产空间、提高违法成本、完善源头防范，才能有效遏制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当技术被犯罪势力利用，法治必须提供更有力的回应。最高法此次通报既呈现了诈骗犯罪形态的快速变化，也表达出司法系统在数字时代完善规则、提升治理能力的信号。从案件数量的“逆势上升”到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这场关乎群众“钱袋子”安全的攻防，正在推动网络空间司法治理更加制度化、精细化。未来仍需在技术伦理与法律规则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让技术创新更好服务公共利益，而不是成为犯罪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