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家的探寻下，中国利用葡萄的历史显得格外复杂。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新疆吐鲁番吐峪沟遗址里找到一处高昌回鹘时期的马厩。这里堆积了不少饲料，经细致化验发现里面含有近百粒葡萄籽和葡萄梗。这些破碎的葡萄籽很可能是酿酒后剩下的残渣，因为酿酒需要把葡萄捣碎。这就和《长春真人西游记》里提到吐鲁番“葡萄很多”的说法对得上号。结合回鹘文文书中佛教寺院拥有葡萄园的记录，说明那个时候吐鲁番已经有了从种植到酿酒的整套体系。 早在欧亚种葡萄进入中国之前，本土野生葡萄就已经被利用了一万多年。先秦时期的文献里就常提到这些本土葡萄，《诗经》里的“薁”和“葛藟”就是例子。考古学家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普通民宅灰坑里找到了一颗完整的本土葡萄籽，旁边还有甜瓜籽和酸浆籽，说明当时百姓就把它们当作普通水果吃。同样是北方的河北宣化辽墓里也有干瘪的欧亚种葡萄出土，但这种被认定为欧亚种的葡萄很可能是贵族才吃得到的稀罕物。 这样看来，汉朝以后就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利用路线：西北地区像吐鲁番那样气候干燥、土壤肥沃，成功引入了欧亚种葡萄并且发展出了酿酒产业；而在北方和中原其他地区，无论是野生种还是后来引进的品种，大多时候还是拿来当水果吃。金朝的元好问写过一篇关于葡萄酒的文章，说中原地区对这门技术还很陌生。这就说明不同地方在技术和文化上有很大差异。 整体来看，葡萄在中国的故事就是选择、适应和融合的过程。西域传来的葡萄丰富了物产和饮食；本土葡萄的万年利用史则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和多样性。考古和历史的对话正在揭开东西方交流的真实面貌。这项研究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一种作物的历史，也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点提供了具体的注解。